抗战大讲堂第26期《南京审判再思:战后国民政府对日审判的回顾与检讨

发布时间:2018-05-31 16:43   本文被浏览过:

抗战大讲堂第26期
2018.5.19

主题:南京审判再思:战后国民政府对日审判的回顾与检讨
时间:2018年5月19日  9:30-11:50
地点: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二楼
主讲人:严海建

                                                                                                                 


       主持人:大家好,《抗战大讲堂》第26期,我们邀请到了南京师范大学严海建老师。大家都知道也听说过东京审判,南京审判我估计在座的同学们听得都很少,南京审判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听严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然后后面有问题可以提问,下面欢迎严老师。

严海建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报告这样一个主题,最近几年国内以及日本和欧美学界对东京审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包括资料的整理以及相关研究著述的出版,对于战后国民政府主导的审判,以及我们看到的1949年以后新中国主导战犯审判相关资料整理和研究,实际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我今天报告的主题主要是重新来看南京审判。我这里讲的南京审判,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宽泛意义上整个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的这样一个概念,是一个相对于东京审判、国际审判这样一个概念的范畴。     首先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就是我们以往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现状以及它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刚才莫老师也讲到,我们一讲到战后的审判,实际上主要讲的是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包括我们看到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在南京的国防部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主要责任人的两场审判,但实际上这个相对于战后的整个对日审判来讲也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个部分或者我们讲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件,那么我们整个看战后的统计的话,从日本方面的统计大概有5700名战犯在战后在四十九个法庭,当然在1949年之前的“四十九个”法庭接受盟国的审判。

我们今天研究的覆盖面实际上非常有限,这样也造成我们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及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它的了解是建立在很有限个案的基础上,或者我们讲很有限的叫了解的基础上。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实际上对战后整个对日审判的了解是比较有限的,从我们目前研究来看,研究比较多的主要是集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以及我们看到的设立在南京的只属于国防部法庭的审判,但是实际上当时在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京的法庭大概有49所法庭来负责对日本战犯的审判,那我这里有一张表格,这个表格是对国民政府所属的十所法庭审判战犯情况的一个统计表。从这个统计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政府所辖的法庭实际上不仅有南京的法庭,当时在沈阳、北平还有我们看到徐州、台北、武汉、广州等地都是设有审判战犯的法庭,如果我们从统计里面来看的话,实际上大量的审判是发生在其他的法庭,南京的法庭因为只属于国防部,它所接受的相对来讲是高级别的战犯以及由其他的地方移交或者由东京引渡过来的战犯的审判,所以说它实际受审的战犯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但是我们从统计的表格数量可以看到,当时审判战犯比较多主要是沈阳、武汉还有广州和北平的法庭,审判是规模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另外规模最小的是叫太原的法庭。太原的法庭之所以审判的规模如此之小,是我们知道的当时阎锡山利用日军所谓的残留日军进行反攻作战。审判的日本战犯尤其宽大,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从这个表格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战后对日审判的研究或者了解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这个是从研究的内容和覆盖面来看。

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往对战犯审判研究,实际上它的这种视角或者我们讲立场是比较鲜明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东京审判研究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日本前辈学者叫粟屋宪太郎,他有一本书叫《通向东京审判之路》,他在这本书里面就讲到说我们到今天日本的左翼学者和右翼学者以及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之间说至今都没有能够,就是所做的研究至今都没有超过法庭那个眼界,就是我们大致上做的事情仍然是什么呢?就是审判者的判罪论与受审者的辩护论之间反复的争执,争执就分为两方,那从日本右翼的角度,大致上都是从挑毛病的这样的一种眼光去看当时的审判存在的问题,那中方的学者大部分都不看这个审判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只强调审判的公正性、客观性以及它的遗产的正当性。

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今天的,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的非常重要的、需要突破的一个界限,实际上如果突破这样一种政治性的对抗的思维,如果我们把我们对话的对象不要仅仅局限在日本右翼的学者的话,那相对来讲我们会获得对战后的审判包括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我们如果去客观回到那个历史场景里面,然后回到一首的原始文献去看当时的审判到底有什么样的贡献?同时它有什么样的局限以及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的。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以往研究的现状或者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今天所要报告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叫重审或者是南京审判再思考,就是说回到一个起点上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以往对于国际审判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是它深远的叫国际关系的这样一种影响,我们实际上在相当大程度上低估了我们通常对日本乙丙级战犯所进行的,这些地区审判或者我们讲所谓的叫国内审判它的这个意义,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需要重新去评估中国自主进行的这样的一些审判,它的历史意义。

  ◆另外一个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来看,我们去通过比较或者对比,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在亚太地区有七个国家,大概有近50所的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大规模的审判,他如果跟这些国家所进行的对日本战犯审判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中国审判所具有的一些特殊的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特征?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最后希望回到那个历史场景里面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以及什么样的语境造成我们对日审判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所谓中国自主审判特殊的意义,就是相对来讲我们近年来关注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甲级战犯的审判我们不需要论证它的重要性,因为他所审判战犯的级别都是很高的。相对来讲我们看乙丙级战犯或者是在西方叫BC级战犯的审判,大量实际上是审判犯有普通战争罪的这样一些战犯嫌疑人,这些战犯嫌疑人的特征就是大体上来看都是层级相对比较低的,在侵华日军里面属于中下层的军官或者士兵。所以说相对来讲对BC级审判的重要性在以往是相对不够重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二战从1940年、1941年开始,欧洲各国开始讨论战后如何追求德日法西斯的战争责任,以及在战后如何审判德日法西斯的战犯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其实各自是有不同的诉求的,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实际上二战,二次世界大战对各国造成的伤害是不同的,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战争记忆,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由各国自主的去设立法庭进行进行战犯的审判就显得尤其必要,这个可能大家对这句话的理解不是很深入,下面我们来回到起点,叫战犯惩处拟议阶段的各国的分歧以及各国之间为什么争吵不休?在长达三年的时间,不断的争吵,然后直到临近二战结束的时候,才出现一个成形的战犯审判的这样一个方案,那这个方案里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各国所谓的自主权是非常重要的。

    我这里用了一个叫近代中国研究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词叫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如果用通俗一点的比喻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二战结束以后对德日法西斯的审判,这个审判是有什么?是在欧洲国家之间进行讨论最终成形的,亚洲是直接援引了欧洲的方案,在亚洲付诸于实践,这里面存在一个所谓叫不对症下药的问题,我们在看到欧洲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所谓的欧洲传统以及欧洲各国所追究的对象,德国的特殊性以及欧洲作为一个所谓的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社会里面,各国对权利分割的重视,这样的一些传统实际在亚洲地区都是没有的,所以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实际看到的战后对日审判的方案,是有非常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我们看到在整个欧洲讨论战后如何惩处战犯的问题上,各国之间是存在比较大的歧异,这里面如果我们会起点去看的话,我们知道近代以后所谓世界形成的过程里面,逐步的出现了马克思所讲的叫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这个过程出现什么?出现原本在欧洲作为一套秩序、制度以及观念的这样一些东西逐步的成为整个世界的准则或者是制度的范围以及观念上普遍接受的现象,这里面起点我们会看到,欧洲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从30年战争以后,1648年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基础,然后形成了一个什么?形成一个以主权国家作为最高主体的所谓的国际社会。

    我们通常在学国际法的时候,在讲现代国际社会或者国际关系的形成的时候,都会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讲起,这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什么?从以前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神权相对来讲具有超越性的权威,而主权国家的主体性并不具有无上性,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有很多的邦国,这个邦国并不具有完全主权独立的这样一个意味,但是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在欧洲逐渐形成一个我们今天可以从那个时候看出来成形的主权至上的国际社会,这个在亚洲是很晚才出现的,就是我们会看到在亚洲二战结束的时候,实际上除的中国以外,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英国、美国以及荷兰和法国的殖民地,在亚洲是很少就是基本上除了中国和日本以外,大部分的国家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那我们从欧洲所谓惩处战争犯罪这样一个传统来看的话,你会看到二战以后的方案实际上在欧洲是有很悠久的传统,这个传统实际上一直可以回述到我们刚才讲到的17世纪中期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样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一个基础就是所谓的主权至上的这样一个观念形成以后,对于任何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侵犯,都是对国际法则的破坏,另外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基础上形成的人道主义的准则,是后来我们看到针对放下武器的战俘以及平民的犯罪,在国际法的准则上也是不被允许的。真正付诸于实践的所谓战犯审判并是在二战以后才出现的,那它最早实际上是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如果我们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来看的话,你会看到二战以后所有的叫“甲、乙、丙”,也就是我们讲的甲级战犯犯有什么罪行?叫破坏和平罪,就是那样负有策划、组织、发动和执行侵略战争的这些战争祸首,就是负有首要责任的这些战犯,以及这些战犯大部分是犯有普通战争罪或者我们叫常规战争罪,这个就是《海牙公约》里面所规定的不能够对战俘和平民施暴,还有一类是针对于种族灭绝和对平民的大规模暴行的,所谓的丙级的罪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反人道罪或者对人道之罪,这三项罪名其实在欧洲有很深远的传统,我们会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凡尔赛和约》里面有详细的规定,就是227条里面的规定是要对战争责任者进行惩处的,那它的这个惩处在后来实际上是被付诸实践的,只不过最后的结果大部分就是流产。首先一个是对战争祸首的惩处,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那威廉二世后来因为逃亡到荷兰,然后荷兰的威廉明娜这个女王,威廉明娜是叫威廉家的一个家族的,就是所谓的亲戚关系,由这个叫荷兰女王提供庇护,然后不理会协约国对叫威廉二世的引渡要求,所以威廉二世实际上一直没有被逮捕然后接受审判,他大概一直活到1941年才在荷兰叫一个多伦的庄园去世,这是所谓最早出现的我们后来意义上对于战争祸首的惩处,另外的一战以后还有对常规战争暴行的这些责任者的审判,这是在德国的莱比锡进行审判,在德国的莱比锡审判大家能够意识到,他是由德国战后的政府对此前的犯有战争罪行的这些责任人的审判,这是本国审判不是我们后来意义上的受害国或者战胜国来进行审判,因为是由本国进行审判,它的审判实际上是非常宽松的,只有12名战犯被审判,只有6个人被判处了很轻的刑罚,这个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乙级战犯的审判。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伊斯坦布尔审判,这个审判我们今天的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进行的审判,这个是审判在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对他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施行的种族灭绝的暴行的审判。在一战结束之前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统治下,大概有180万人的亚美尼亚族的人。但是在一战期间以及一战前奥斯曼帝国进行种族侵袭,大概有100万的亚美尼亚人遭到清洗,这个在巴黎和会的时候成为各国讨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要对这样一个种族灭绝或者种族侵袭的暴行进行法律的制裁。所以按照巴黎和会的要求,在后来组织的伊斯坦布尔这个法庭对这样的暴行进行审判,但是因为此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协约国为了减轻对于土耳其的压力,事实上伊斯坦布尔的审判也不是很严格,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的过程中,欧洲各国在讨论二战结束以后如何审判战犯的时候,他们的起点实际上是在什么?他们实际上是有很深远的传统的。他们在制定一系列法则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弥补什么?一战结束以后这些失败的审判存在的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审判的方案里面,是要尽可能避免的,所以说为了避免像威廉二世流产的审判制定了严格的引渡条款,各国不得以政治原则、以中立的所谓的借口来拒绝国际检察处的监犯引渡的申请。

    另外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最初第一任内阁曾经向盟军总部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什么?由他们自己来组织审判,由战后的日本政府来审判所谓的日本战争罪行的责任人,后来没有能够得到采纳,这个实际上二战期间战犯惩处的意义过程中,吸收我们刚才讲到的莱比锡审判失败的教训,不能由本国政府来组织军事法庭来审判所谓的战犯。

    这个实际上我们会看到,亚洲和欧洲有非常大的差异性,在整个二战时期的讨论大概是在1940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在法国多地出现了德国人以惩罚性的方式大规模屠杀法国人这些一些暴行,这些暴行大概有三起是比较严重的,暴行的逻辑和特征是这样,就是一名德国军官或者士兵被枪杀,德国人找不到暗杀的实施者,然后就抓无辜的人,比如50个人、100个人或者80个人集体枪杀作为对德国军官或者士兵偷袭这样一种行为的报复或者叫惩戒。

    那这些暴行发生以后,当时法国的流亡政府以及其他的欧洲9个已经沦陷的国家在英国的流亡政府开始集体的商议,要对德国的暴行发表共同的宣言,表示这些暴行在战后都将受到有组织的审判,然后以法律的方式给予叫严厉的制裁,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在1941年的时候,1942年初出现的的圣詹姆斯宣言里面讲到的主要内容,它实际上就是由欧洲流亡9国政府发起,然后得到了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的叫原则同意发表的一个宣言,这个宣言被认为是战后对战犯进行惩处的标志性宣言。

    这个宣言只是表明这样一个原则,但是通过什么样的法庭,适用什么样的法律以及用什么样的法庭组织和证据收集的方式来进行战犯的惩处,在欧国各国之间是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我们在台湾的国史馆,国民政府的外交部的档案里面看到大量的,当时中国代表参加叫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的历次会议的这些记录。这个记录里面可能我们今天很难理解,为什么已经达到了战后要惩处战犯一致性的意见,为什么在这些技术性的问题上,各国会争论不休,然后经历了这么长的过程,从1941年初到1944年下半年,大概经历了长达3年左右的时间才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方案。

    这个我们就会看到当时国民政府外交官的一个观察,这个观察就是什么?就是在欧洲存在的大国主导和小国希望在战犯惩处的过程中保留自己自主性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基本矛盾,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小国实际上不希望什么?不希望对于这个成立一个国际法庭与审判战犯的热情不是很高,他们希望最大限度的保留自己的主导权,就是我想审判谁就审判谁,因为每个国家他觉得有可能国际审判是强调一个一致的原则和标准的,那样可能会放过很多他们认为在他这个国家实行暴行或者是我们讲对他这个国家实施侵略的一些重要的责任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分歧,这个分歧在亚洲是看不到的,你会看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比如我们在孙中山先生有一个革命的理论叫“知难行易”,知难行易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知道一个事情是很难的,知道以后你去做了是很容易的。这是他实际上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强调什么?强调领袖对于革命的理想和主义的创见是具有叫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就是党内不要有太多的分歧和意见,大家只要按照领袖的主义去做就可以了,所以说在叫1927年以后,国民党开始实行训政以后,蒋介石提倡一个哲学叫什么?叫力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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