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沦陷前，我在广州时间居多。沦陷后一年，汪伪组织广东省政府，1940年冬以后迄1945年春，我在伪广东大学和广州市政府任伪职。1940年前我避居于澳门。1945年春以后，我匿居于石楼乡。现就自己回忆所及数年来的所历所见所闻写成杂记来供历史工作者参考。我年近古稀，双目失明，仅能口述，得黎思复同志慨然为我笔记和整理，无限感谢。
一、彭东原和区大庆的汉奸言论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不久即出现伪维持会，彭东原、吕春荣、区大庆分坐第一、二、三把交椅。日军在广州市区殴杀我国人民，强奸我国妇女，有人向彭等提出质询。彭竟说：“日本原是极爱中国人的，有如父爱其子，不过因其子从横忤逆，不得不施以夏楚，其实是痛心之极的。”日军侈言“皇军战无不胜”以彰其威。彭又说：“应该说皇军天下无敌。”盖以战无不胜还要经过战才胜，天下无敌则不须战而所向披靡。
在日本未侵略广州之前，1938年春南京失陷初始，彭已在广州进行通敌活动，散播他的崇日言论，企图动摇民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当时越华报发表一篇文章对彭指斥，彭竟向广州地方法院控诉越华报诽谤罪。自此，报纸对彭案迭有纪载，初不料此正为彭取信于敌之阴谋。
区大庆在伪广东地方治安维持会坐上第三把交椅后，恣意诡辩来图摇惑抗战必胜信心，散播所谓三流一体的汉奸言论，侈言抗战结果，势必使到每一个人初则奔走流汗，力尽筋疲而下汗，继则父母兄弟妻子离散颠沛流连而下泪，再则在枪炮之下而流血丧生。以流汗流泪流血集于一身来描绘战争恐怖，企图使抗战同胞忘却正义，消弥战意。当时日人听了他这一番话，也对他器重起来，说他是一个会说敢干有能力之人。于是彭畏之而又妒之甚。
二、伪广东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概况
广东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是1938年10月21日广州市沦陷后成立的。该会由彭东原和吕春荣所组织，至1939年冬汪精卫的伪组织出现后结束。在新旧交替时期曾易名为“广州市市政公署”和“广州市市政委员会”。伪维持委员会委员长彭东原，副委员长吕春荣。委员会内部组织分六个处：秘书处，处长梁自新，不久由潘芸阁继任；复兴处，处长商衍鋆，区大庆继任；治安处，处长吕春荣兼，与彭分裂后去职，始由李道轩充当（后改为警务处）；财政处，处长廖铭；民政处，处长陈觉民（陈炯明旧部）；司法处，处长卓球。
其时吕春荣开始组织复兴军，又名和平军。部队悉数驻于郊外，只有一个复兴军司令部设在中山六路的光孝路尾光孝寺中。其后吕所招得的部队，又奉日军之令集中驻扎在中山县。1947年春，汪伪政府派陈公博充广东省政府主席。（陈不到任由陈耀祖代）教育厅长林汝珩办广东大学，择定光孝寺为校址，补5000元军票给吕春荣为搬迁费，复兴军司令部始移到其所驻部队的地方。
维持委员会成立后，广州市的教育情况是衰落的。整个广州市只有一间省立中学，由李国樑当校长，几间小学校。私立的学校仅有吕春荣的第四妾开设的女子小学一间和另有半私塾式的小学数间，真正寥若晨星。故当时维持会只在秘书处设教育科管理这些学校。
维持委员会改组为广州市市政委员会的时候，其组织、名称和人事关系，亦多有变更。当时市政委员会下设六局：财政局，初由梁某充局长，后由许少荣充任；社会局，局长潘芸阁；工务局，记不清；教育局，局长何悭常；卫生局，局长王会杰；警察局，局长郭卫民。
广东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之易名为广州市市政公署，原因在汪伪登场后，彭东原自知政治力量不足与汪抗衡，因此将广东省省范围缩窄为广州市范围，以冀将来得以保持其权位。汪伪登场后，与彭东原协商改组，结果仅保留得彭与郭卫民、王会杰三人，彭任市长。各局改组为：社会局（教育局合并社会局），局长陈嘉蔼；工务局，局长卢德；财政局，局长陈公义；卫生局，局长王会杰；警察局，局长郭卫民。
1941年1月，彭东原下台。彭在广州的活动，就此结束。当时人皆譬之为前汉后汉，前汉为彭主政，后汉为汪主政。
三、低调俱乐部
“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日救国空气风起云涌。1936年秋，倒蒋事变失败以后，低调俱乐部出现于上海。
低调俱乐部设立于上海金神父路。他们所唱的调子是：“日本人与中国人同为黄色种族，日本与中国为兄弟之国，现在正当白色种族歧视我黄色种族，西方的国家正当侵略我们东方的国家，兄弟阋于墙，外御不其侮，因此中日亲善为救国之本。”这个调子与袁世凯时代日本提出21条条件时，梁启超劝告日本的言论是毫无异致的。
低调俱乐部的主要人物，一为胡适，一为周佛海。他们是同唱一调的。抗日战争南京失陷以后，胡在重庆跟随蒋介石，充当了驻美大使；周在南京跟随汪精卫，坐了第三把交椅——财政部长。
四、广东汉奸的派系和滑稽的称谓
1938年秋广州沦陷起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止，广东汉奸竖立派系各自为政者有陈耀祖、彭东原、许少荣、区大庆和李道轩等人。彭东原为首组织伪维持会，以迄汪伪组织成立后下台，时人称之为“前汉”。以陈耀祖为首组织汪伪广东省政府则称为“后汉”，盖以继“前汉”之后而得名。许少荣原属“前汉”一伙人物。许在日本留学多年，结识日本浪人不少。日军入粤之派遣军人，有些是许的旧交，他乡遇故知，倍加亲切，从而最得日人信任，彭东原不得不拉拢他。许自出任伪汕头市长后，潮阳、揭阳等县均属许的势力范围。该区为粤之东，人皆称之为“东汉”。区大庆本与彭东原同属“前汉”人物，彭妒之甚。汪伪组织成立后，区出任中山县长。直至1944年日军进攻粤之西江，肇庆城陷落，区大庆以能说敢干为日人所赏识，起而主持西江一带，人皆称这为“西汉”。其时陈璧君勾结沈嵩（汉奸之一，1938年在香港被刺身亡）之妻沈二嫂包办盐务，贪婪无厌，劣迹昭彰，声势低落，日人厌之甚，故说者谓假使日本不投降，广东伪政权必落在区大庆之手。
李道轩在日人眼中，也是一个出色的人物，因此“前汉”之彭东原要拉拢他，“后汉”之陈璧君也莫奈何，但对于广东警察权力，雅不愿落在他人身上，李道轩表示除警务之外，其他事情均不愿干，故陈只得派汪玘把持着警察实权，而名义上还敷衍着李道轩，同时以厚待李道纯（李道纯为李道轩之弟，由李推荐于日人任南海县长），故李道纯当南海县长，直至日本投降止都未有更动过。
此外招桂章充任伪海军司令，只拥有几艘残旧小轮在珠江河面往来游弋，出不得海，人皆称之为“河汉”。罗赓嵩任广州地方法院院长，人人称之为“罗汉”。司法界中之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兼军法处长陈鸿慈、教育界中之张菊甫皓首白须还做汉奸，故人皆称之为“老汉”。汪精卫、陈璧君的公子皇孙凭藉祖荫而得一官半职者，人则称之为“软汉”。其余一失足成千古恨，做完汉奸还是光蛋，食不得羊肉而惹得一身月曹者，人皆称之为“蠢汉”。
五、汉奸的下场
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的海军节节败退，盟机差不多天天都空袭广州。1944年春天，我和伪广东教育厅长林汝珩由康乐村同车出广州的时候，我问林：“情况这样，厅长如何睇法？”林答：“上海一班人有两个算盘，一是胜则不成问题，二是万一有变，我们是有保证的，陈先生，请你放心罢！”
1945年秋，日本战败投降，国民党的先头部队抵达广州，侦知“前汉”人物区大庆的寓所即派员围捕。甫入门即乱枪将区击毙，并将吕春荣捆缚入狱，约一个月以后，押赴长堤天字码头斩首示众。当时伪广东省政府的财政厅长汪宗准、教育厅长陈良烈、建设厅长李荫南、民政厅长王英儒、政务厅长周应湘、高等法院院长陈鸿慈、海军司令招桂章、警察局长郭卫民等均态度镇静，各守原岗位以候来命。司令长官张发奎甫抵广州，民政厅长王英儒即盛服往谒。王之岳丈马海周为之危，临行时嘱其当心。王即答：“这可不必怕，我们是有保证的。”后王被扣留。各厅厅长仍屹然不动，迨至相继被扣留，从容入狱，一似有恃无恐者。
六、沦陷时期广州学者、书画家和古董商的活动
广州沦陷时期，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客居港澳作暂时避难之所，日久生计日促，逐渐回穗。他们各抱异样的心情，因此各个表现着不同的行动。例如任元熙（字子贞），原是简竹居的弟子，亦即是朱九江先生的再传弟子，是一位理学家。他应伪广东大学教授之聘时，曾很庄重地对我说：“古时王猛当秦符坚的宰相，许衡出任異族，做元朝的官吏均是不得已之事。我来大学，只教我的书，所有开会、演讲和与政治有关的事情，我决不参加。这是我首先要声明的。”石光瑛是一位很有名的考据家。解放以后，北京人民出版社曾辗转向我征集他的遗著。当时为生活所迫，曾在汪伪的公馆教汪伪的子弟读书，后来也就应伪广东大学之聘充任文学院教授。郑广权也是一位考据专家，当时也任伪广东大学教授（现充当革命博物馆馆长）。
广州的国画家于日寇侵略广州时居于市者有邓芬、冯湘碧、卢子枢等，有向敌酋特务机关长矢畸献画而有所获者，有献画而落空者，也有为汪精卫所赏识者，“翩然一只间云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见称之。邓芬半生以画干仕途，沦陷时施其伎俩，悉心画成香草美人12帧，精裱成帙，以献于显赫一时之敌酋特务机关长矢畸。矢畸大悦，给邓佛山区鸦片烟专卖权为酬（邓阿芙蓉癖极大，当时附庸风雅者求赐墨宝辄先索福安堂鸦片烟膏数两为润笔之资，敌酋知其癖，故以此酬之）。邓将专卖权馈之于奸商冼绵，获得中储券数百万元，骤成巨富。
陈璧君、陈耀祖酷爱古董。玉石、秦铜、汉瓦、魏晋雕刻、六朝塑像、唐宋陶瓷、元明书画以至清朝釉瓷，皆其所好。当时伪军政官僚辄以此为进升之阶，置身通显者大不乏人。例如，西关十二甫大地主黄姓（俗称坪地黄）之女婿马武仲（绰号马老二）自诩为古董家。有一天我见马老二手持一个画片精致的笔筒（画家用此插笔的器具），并对我说：“这是财政厅长汪宗准代陈璧君买的，价军票500元”云云。马居大同路之住所是其妻之奁产（俗称嫁妆）。其岳父之大花园，陈设得古香古色，幽雅绝伦，枱椅家私多为紫檀木和酸枝木，雕刻精美，打磨工细，衬以汉鼎清瓷，春兰秋菊，古书名帖，古砚名墨，秋毫之笔，醉江之洗，名刻之印章，名贵之印泥，在在都讲究异常，精致特甚者。陈璧君常光临其地以宠倖之，于是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璧君盛赞马之紫檀大书桌之精美。陈回家后数小时，马已将大书桌进献到汪公馆。
汪玘以“亲王”关系充古董鉴别大臣，所有一切进献之古董，均要经他鉴定。认为真品，始予赏收；如是赝品，即遭璧回。当时市长关仲义与我同在市政府办公，一天关于捧花瓶一事对我说：“这个花瓶价军票600元，上献陈璧君的。”十余天后我又见这个花瓶搁在他的办公桌上，我问他原委。他说：“陈璧君不赏收退回来的。”（想是汪亲王认为是赝品）关自是失宠，不久即被撤换。伪宣传处长顾士谋，工于假造古董，汪亲王也鉴别不来，他献赝品而得两陈欢，从而获得高官厚禄。这是当时一个突出的人物。
此外还有日人好石砚，因此当时市面石砚均被购一空，其后寻砚进献殊不轻易碰到良砚，自是砚价奇昂，间有从市外各县收购回市者，旋踵即以高价售出。
当时风气所披，古董商望风而起，清湘馆（设在惠福西路）老闆陈佩芷，清秘阁老闆潘老伟，地记老闆阿地（均设在文德路），天天手捧古董有如“波斯献宝”，历久均成巨富。清秘阁潘熙、潘伟本为兄弟公司，广州沦陷初期，潘熙以贱价大量收购古董，在香港设立清秘阁来买卖古董，致富千万，至今犹称雄于港。
文德路旧书店有位老闆与我相识多年。1941年间，有一天手持锦袄，特地来到伪广州市社会局我的办公地点对我郑重地说：“你是文学院长，又是社会局长，在你的地位上很应该有点礼物孝敬上司。现在我有一套珍贵的古藉用来进献，保证你会升官。”说罢，解开包袄露出四本旧藉，翻开审视，原来是宋版的《洛阳伽蓝记》，古香古色，精美无伪，索价400元军票。我说：“没有这样多的钱。”他笑说：“你吝惜小费忘却大祸，你的前程有限了。”果然翌年我就被撤职。
从上述的事实来看，当时可说是“古董世界”。迨至1944年4月伪广东省长陈耀祖在文德路清秘阁门前被刺身死，“古董世界”，始行结束。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