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嘉宾：姜义华
主办单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季我努学社
联合主办单位： 爱德基金会、超星数字图书馆、中信数字出版、拇指阅读、《历史教 学问题》杂志、《温故》杂志、《新华月报》杂志、凤凰历史频道、 腾讯历史频道、网易博客频道、中华军事频道等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季我努沙龙 学术讲座第10期
日本怎样通过情报工作达到知中目标
主讲嘉宾：姜义华
时间：2016年5月14上午9:30-12:00
内容简介：
姜义华教授从1970年编撰《日本军国主义史》起，就对近代日本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展开深入。他在1986年赴日访问研究期间又在日本外務省史料馆查阅大量檔案。本次抗战大讲堂季我努沙龙巅峰讲坛特邀请姜义华教授从日本对华情报工作角度，讲解日本通过情报工作知华侵华的历史。姜义华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对日本了解的深度与广度均不足，学界和国人应该深刻反省。
主讲人简介：
姜义华，男，1939年2月生，江苏扬州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为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博士点首席导师。代表作有《章太炎思想研究》《大道之行一孙中山思想发微》《百年蹒跚一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章炳麟评传》《现代性:中国重撰》《中华文明的根柢》。
主持人：今天是我们《抗战大讲堂》第十期，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上海复旦大学著名教授姜义华先生来给我们讲课，姜先生对日本侵华日军的情报工作有深度的研究，我们接下来就听听姜老师怎么来看日本的情报工作，大家欢迎！
姜义华：很高兴来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这里正因为是民间，所以更有意义。在国内，尤其是在国外，民间的东西往往更容易产生影响。很高兴这次我们的博物馆吴馆长和范国平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到这里来参观、学习，交流。
说实在的，对日本历史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研究了，没有什么发言权。参与日本近现代历史的研究，已经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1970年5月份，周恩来总理布置要我们编两本书，一个《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一本《沙俄侵华史》。前一本书直接服务于当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斗争，后一本是因为中苏关系相当紧张，边界冲突频发。总理希望找一批人来编写这两本书，这个任务就落在我们上海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组织了两个编写组，我先在日本军国主义史一组，后来又参加了沙俄侵华史一组。
我是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对中日关系虽有接触，但专门研究日本军国史，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为了编这本书，我当时把复旦大学所能找到的中日文的资料可以说翻了个遍。复旦大学原图书馆有一层楼放的几乎全是日文的图书，大量是过去的旧版书籍，包括日本侵华时及此前出版的照片集、年鉴和其他文献，也有日本政府机构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研究世界各方面问题的著作。但是，复旦大学本身的资料总还是有限，所以，1970年、1971年间，我又花了很大的力气，一次次跑到上海图书馆，寻找有关的档案和资料。那时，日本出的日本外交文书，已经出了好几十卷，只有上海图书馆比较完整地采购了，其他新出版的日文新书也买了不少。我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一大批更珍贵的资料，是刚解放的时候，上海图书馆所接收的各个单位所保留下来的日文书籍，那些日文书籍一直都没有来得及编目，每本书都用薄薄的油光纸写上一张非常简要的纸条，写一个书名，最简单的记录，这些纸条叠在一起放在抽屉里，书籍则一捆一捆地紥好放在上海图书馆原来钟楼的顶楼上。那时候我跑到满是灰尘的上面去，一捆一捆地把书打开，发现里面确实有很多二战结束前出版的书籍。这些资料；给我们当时做日本军国主义史提供不少帮助。明治维新前后一些重要的人物的传记和当时原始的文献，上海图书馆保存数量还是非常大的，很多东西超过复旦的收藏。“文革”中，图书馆都不对外开放，所以，我去找这些资料比较方便，
当时为了编日本军国主义史，我们也从日本新订了一批书籍跟报刊。那时候，“文革”还在进行中，能够直接征订日本当时的报刊，还是很难的，也很少的，但我们因为有总理的这样一个令牌在，各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方便。
最初接触日本军国主义史，就是这段时间，1970年到1972年。到1972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日本军国主义史》的初稿写出来了，这本书中间，我大概承担了三分之一的写作任务，当时主要负责是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江泽宏,他当我们组的组长。在编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对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怎么样开始自身的改革，同时开始向东亚扩张，向朝鲜，向中国，特别是中国东部，按照他们既定的战略目标一步步进逼，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对于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战争、日俄战争，以及后来的21条，都有比较丰富的原始资料。对于日本内部的变化，包括政党的轮替，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军部的构成，30年代的“二二六”事变，日本那批军国主义的军人，日本军部，怎么样在日本政治中间占据越来越显著的支配地位，把日本一步一步整个地推向成为远东战胜的元凶。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遭到失败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什么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怎样继续保存了相当大一部分力量，成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非常重要的基础。随着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冷战”格局形成，尤其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怎样给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在编写过程中， 对这整个过程可以说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感到我们对日本真切的了解，还是有很大的困难。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的资料基本上是日本现在整理出版的各种档案和相关的著作，还有哪些档案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有哪些档案是还没有整理出版甚至还没有公布的，情况不清楚。
还有，当时就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接触的档案其实还是相当有限，日本自身保存的档案也不完整。日本战败的时候，大量非常重要的档案都被销毁了。当时，日本陆军部、海军军令部下令所有的机密档案都要销毁，事实上，那几天，在各地陆军、海军指挥部门所在地，在军部所在地，都焚烧了大量档案。我们知道日本陆军最大的主战场在中国，但是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我们并没有从侵华日军各个部队缴获到多少档案。实际上凡是在中国的档案几乎都销毁了，包括现在大家熟悉的731细菌部队的档案。现在寻找相关原始的档案是非常困难的。
1974年，我去北京图书馆找章太炎资料的时候，看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原来驻北京的日本使馆有一批档案没有完全销毁。这批档案几经辗转，后来转给了北京图书馆。我请北京图书馆帮我查一下这些档案可能在什么地方，他们查了好久，没有人知道有这批档案。一直到好久以后，北京图书馆给我回音，说据一个已经退休的老馆员回忆，当年是有这批档案，但是已经转交给我们的外交部。1979年以后，我曾到外交部寻找这批档案，因为我觉得日本侵华的大批档案都已销毁，日本使馆保存的这批劫火之余的档案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值得去查一查。后来在外交部我只看了一部分。当时外交部管理这些档案的挺开放、挺支持，这批档案其实是可以多看的，但我是在去北京出差期间抽空去看的，时间有限，当时我主要想了解一下整个情况，所以没有来得及仔细查阅，只挑选看了一部分。这批档案并不系统，其中很少一部分是清朝末年的档案，后面有不少与日本侵华有密切关系。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个卷宗叫做“吴佩孚工作” 。当时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想争取吴佩孚出山，主持建立伪政权。那个档案比较完整，每一次土肥原跟吴佩孚会谈的情况都有记录，日本与吴佩孚交涉的过程，包括后来日本医生给吴佩孚治病的情况，都记录的相当详细。这个档案本身是相当清楚地说明了吴佩孚当时跟日本人交涉的整个情况，反映了吴佩孚还是有民族气节的。他当时说他要出山可以，但是必须日本人退出中国。你看，他提了很多条件，不愿做日本军队的傀儡、工具。吴佩孚牙痛，牙龈化脓，是日本医生来诊治的，突然地就死了。所以吴佩孚之死，过去就传言，是日本人害死的，因为日本人控制不了他，没有办法让他做工具，而保留着他对他们也不利，包括医生来诊治那些档案里面都有。看了那个卷宗的档案以后，外交部慨然给复制了一份，我将这份档案交给一个学生，让他就此写了一篇论文，后来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
外交部保存的当年日本使馆的这批档案，有不少和日本侵华直接相关，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到“七七”抗战爆发这段时间的档案资料很珍贵。当时我也跟外交部提出来，这批资料怎么更好地得到应用，这批档案能不能由复旦大学接收过来保管和整理他们说这批档案已经决定转给第二档案馆。后来，确实是转给第二历史档案馆了。这篇档案怎么整理、怎么利用，我现在也不太清楚。这批档案有一部分在日本国内，包括日本外务省史料馆可能都没有。
真正直接阅读日本外务省史料馆的档案资料，是1986年8月我到早稻田大学做特别研究员以后的事。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是了解日本近现代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资料库，其中跟中国的关系占有很大的比重。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我经常从早稻田大学走到日本外务省史料馆，因为那时候经费有限，每天乘车不可能，早晨走过去，晚上走回来，所以东京很多地面的道路我比许多东京学者熟悉。一整天泡在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每天看几十个卷宗，自然是浏览为主，想先了解一下概貌。档案馆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可以说不厌其烦，任劳任怨。看了以后，我觉得日本知中的情况，他们对中国情况了解的程度，跟我们对日本的了解的程度、我们知日的程度简直不好相比。
有几组材料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收藏的日本外务省各种公文48000册，数量非常庞大。中间其实相当一大部分都跟中国有关，有的是同中国交涉的往来文书，有的则是通过各种渠道在中国进行的秘密调查，还有日本内部各方面的研究报告、建议书。关于中国的经济的档案数量非常之大，到现在为止，我们使用的还不多。我看了一下，这部分经济档案分了15类，包括关税、港口、木业、商业、财政、经济产业、交通、通讯，中国人口的移动，医药和卫生事业等等，一共分了101项，分得很仔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跟中国交涉的档案。其他的门类里面还有很多与经济有关的，如企业档案，通商关系，交通通讯的关系协定，国际会议条约协定等等，很多都跟经济交涉有关。到现在为止，经济史研究中仍比较少利用这部分档案，这是很可惜的。但是我当时主要关心的不是这个，所以这部分档案我只粗粗看了一点。
因为我是做近现代思想史的，政治上的东西关心得更多一些。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当时维新派、革命派，康有为、孙中山等，日本外务省史料馆中间都有他们专门的档案，数量都不少。“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跟宋庆龄流亡到东京，他们在那里每天的活动，负责监视他们的日本警视厅都有记录。我所研究的孙中山在日本丸善书店买书的情况，主要根据这个记录。哪一天几点钟，孙中山跟宋庆龄去买书，几点钟离开，什么时候带书回去，都记录的清清楚楚。实际上当时中国的革命家，以及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代表人物，全都处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之下，他们一举一动，见了什么人，到哪里访问，哪些人见他们，都有记录。
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时期，所有主张革新、革命的人，是日本朝野当时工作的重点。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他们，什么时候把他们驱逐，什么时候压制他们，都服从于当时日本侵华总战略和不同时段的实际需要。，这一点，在这批档案中反映得非常清楚。
做辛亥革命研究的，现在很多人都用了这些档案。大家到日本外务省史料馆，经常查的也是这部分档案。南开大学俞辛焞、中山大学段云章，用这些相关的记录梳理了日本同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关系，将这一部分档案翻译整理出版了。
对另外大部分档案呢，到现在为止，我们似乎一直没有人去系统整理过，没有很好利用这一部分资料。日本当时对中国各个地方进行的大规模的调查，那些调查记录、调查报告，在中文资料里面也很难找到那么完整的资料。
查了一下我当时的笔记，稍微介绍一点相关的情况。
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档案中，有一份由日本外务省政务局第一科组织编写的《清国秘密结社调查》 ，那是明治44年做的，里面有绪论，有秘密结社的起因，中间分析了政治原因，经济、宗教、人种，还有民风、思想等等原因；分析了农民的生活状态，地主和小作人的状况，小作人就是店户那些人，还有官衙跟农民的关系，饥民和暴动，等等；有专论秘密结社与革新运动的关系，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与他们的关系，革命派跟秘密结社的关系；有专门论述秘密结社跟军队关系；还有秘密结社的总列，包括江南革命协会、保华会、革命党等等。最后是秘密结社对现政府的政策。
日本当时在中国各个地方进行了专项的或综合的秘密调查。日本外务省史料馆里面有不少日本派往中国各地方的“视察员”撰写的报告书。如江西视察的报告书中，有当时江西各省铁路总局的情况，商务总会跟实业家的情况，激进主义、保守派等等各派情况，还有民情特别是饥民的状况。湖南湖北两省的视察报告书里面，分析了中国革命思想从何而来，说第一是满汉矛盾，种族不同，第二是实业的，第三是满清摄政，第四中国的学术影响，说明了革命党与会党，尤其跟哥老会的关系。还有一本专门的湖南省的调查报告和专门的湖北省的调查报告。此外，有云南的视察报告书，有江西、安徽地区的地方市场报告书，有浙江民情视察报告书，有江苏、安徽两个地方的视察报告书。根据所列举的这些东西，你看日本派出了多少所谓“视察员”来到中国各个地方对这些地区的情况进行摸底。说实在的，我一直就想，我们中国有多少人对日本各个地方做过这样的系统的视察跟调查呢？
这还只是一部分。对于中国政党和各类结社情况的调查，我在日本外务省史料馆看到六个卷宗。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提供的团体纪要，明治45年，这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撰写的，第一类是政党，里面叙述了同盟会、共和党、国民工会及其他一些政党的情况。第二类是矫正社会风气的团体，包括进德会、礼教社等等。第三类是同乡会，包括四川共和促进会、两湖联合会，各地方的同乡会，第四类是对外关系的团体，有华法即中国跟法国的连接会，中俄协会等等。此外，还有一批实业团体，有上海总商会、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实业联合会、中华民国铁道工会等等。除了上面这些之外，还有各省在上海有活动的政党跟团体，如北方的共和会、蒙古联合会、满蒙的联合会等等。这是当时上海总领事管做的调查。其他卷宗，天津政党，是由天津总领事馆做的；东三省结社，是奉天总领事馆做的。另外，有浙江政党、学社的报告，福建政党与结社的报告，福州政党与结社的报告，南京、厦门政党和其他各种团体的报告，江西、湖北、湖南、奉天政党与结社调查报告等等。它们表明，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对中国的政治状况，对中国政党和各类团体多么及时地做了调查。
我觉得，我们做中国的民间社会研究，做中国秘密结社研究，包含做民国初年政党和各种团体研究的时候，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日本当时所做的这一大批的调查报告。我只列举了一部分，在其他门类许多卷宗中其实还有不少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我们关注得太不足了，反过来可以看，日本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是做得非常仔细的，而中国国内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多注意力，集中研究这些东西。三十年过去了，当然最近读的中外新的研究成果也不多，总觉得这些资料，我们现在还没有给予充分的利用。
当时因为经费条件有限，我在日本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几万日元，所以，很多材料只能够用笔记简单地记一下。当时主要复印了一部分日本外务省史料馆中关于中国共产党活动的相关的档案。
最近，我把当时复印回来的《群众日报》等等给了上海书店，他们给影印出版了。我发现到现在为止，国内还没有什么人使用这些资料。在日本外务省史料馆里面，有一个大类，叫“共产党关系”，其中有关于中国共产党很多非常重要的档案资料。
我看到一份非常机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原始油印文件，一份周恩来手写的命令，一封黄华写的一封信，里面谈的是受博古他们排斥正在生病的毛泽东当时要不要到苏联去的事，这些文献怎么被日本情报机关弄到，太奇怪了。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很多秘密文件，他们竟然能够收集到。至于当时公开出版物，如《群众日报》《每日实报》，出版时间都很短，日本收集得竟然相当完整。《群众日报》是1931年3月11日到30日，《群众日报》被封闭了，第二天即31日就改成了《每日实报》。这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上海出版的报纸，对开一大张，里面发表了张闻天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许多文章。在上海的日本领事馆跟情报机构立刻就收集起来了，这些报纸总共只存在一两个月时间，但是日本人却没有放过它们，可见日本人当时的情报工作做的多仔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的档案馆、纪念馆可能都没有办法找到完整的这些资料。
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昭和二年到四年档案里面有，党的北方委员会（音）秘密通令第一号，是第一次武力暴动的计划书，1928年1月9日发出。1930年代的材料，有《红军军事学》的摘要，有《中国共产党行动书》，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支持台湾土著人革命宣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1年11月发布，是原件。相比之下，中国对日本完全没有这种情报工作。你看我们，当时郭沫若在国民党第三厅集中了一批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懂日文的，负责收集日本的相关资料，也编了好几本书，但这些书基本上都是表层的，比较笼统的，跟日本人做中国的情报工作完全没有办法相比。延安当时也编了好几本关于日本的资料书，也都是利用我们已有的资料编选的。
对中共地下党的这些情报，日本人收集的非常仔细，对红军的那些资料收集同样非常仔细。
当时各地方的日本领事馆都在收集我们党相关的文件，特别关注各地暴动的情况。日本外务省史料馆一个卷宗中，有一份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是第四军政治委员毛泽东的著作，1929年9月1日，一共30面，讲红四军历史的，里面第一部分讲第四军成立以前的情况，第二部分讲第四军成立后的军队编制，第四军的训练、纪律，第三部分是讲第四军游击战争，里面谈到调查、宣传、筹款、俘虏政策，第四部分讲第四军近况，最后是一个结论。其他这类档案的数量非常多，包括后来各个根据地的状况。在日本外务省史料馆里面，有各个根据地出版的报纸，但比较零散，有各种文件，各地方的布告原件，还有根据地发的传单、标语，很大的旗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当时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深入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后来向中央党校研究中共党史的同志建议，能不能申请一笔经费到日本去把所有这些档案全部复印回来。这个量太大，我说靠个人去做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已经好多年没去日本外务省史料馆，因为每次到日本访问时间都比较短，去日本外务省史料馆必须沉下来，有时间，在那一整天、一整天地待上一两个月，才能够收集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当然现在因为有了网络，情况可能不一样，至少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研究党史的没有重视日本外务省史料馆的这部分资料，这是对我们的研究，应当说是一个缺陷。
除了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档案之外，跟日本军方关系密切的是日本防卫研究所的史料馆，里面主要是军方档案。这部分档案，过去的时候开放度比较大一点，后来出了慰安妇事件，用了防卫研究所的史料馆里的不少材料，日本防卫研究所的档案管得就越来越紧，你要查看和使用这些档案就越来越困难。这部分档案数量也是非常之大，但这份档案有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的大部分都不是当年日本军部自己的原始档案。刚才讲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日本军部的大批档案都给销毁了，后来找回来一部分，是当时军部放在另外地方一个地下室里面的，漏网了。这些档案呢，原来大部分都运到美国去了，后来美国把其中一部分档案退回给日本，所以日本外务省史料馆很多档案是美国退回来的，但是我到那里去看的时候，还有一部分档案美国没有退回来，尤其关于中共一些机密的档案，美国没有退回来，我到那里查的时候，他注明现在这个档案还在美国。至于军部的档案，就是现在防卫研究所的这些档案，很大一部分是后来收集的。战争结束以后，为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日本军部的情况，日本1949年10月决定成立史料调查会，当时根据美国要求，日本对美国占领军的总司令部提出报告，当时陆军方面编了134类，海军编了39类。1958年4月份，美国有3万多件退回日本，基本上放在日本防卫研究所。还有一些个人收藏的军方档案，陆续被发现了。一批很重要个人收藏的档案，包括现在看到的，大本营的机密战争日志，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的档案，这些资料都很有价值。日本全国大概有13500个人提供了个人的笔记、回忆录，防卫研究所的大批档案，特别军队中各个连队或其他各种部队的档案，很多都是当年的军队成员提供的回忆资料。当然，原始档案里所述的情况也可能并不是真实的东西，因为当时的战果汇报，很多都要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缩小，把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扩大。而后来的回忆资料，这种倾向更明显。正因为这回忆资料夹杂了过多后来的回护与选择，日本的战争罪行、暴行常常被回避、被掩饰、被抹杀，许多真相被曲解。所以，使用这部份档案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日本侵略中国、侵略东亚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档案，除去日本外务省史料馆、防卫研究所，在其他许多大学、研究机构，特别是许多私人机关里面，也保存了不少，而且许多还非常重要。
我在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查档案的时候，看到日本玄洋社、黑龙会的重要头目内田良平提交给日本外务省好多报告。从清末开始到辛亥革命以后，内田良平写的这些报告，对日本如何朝鲜、对中国进行扩张，不断提出意见和建议。玄洋社、黑龙会作为一个民间机构，在中日关系中间，在日本侵略和吞并朝鲜中间发挥非常重大作用。对黑龙会、玄洋社的情况，对内田良平，对玄洋社、黑龙会的最大的头目头山满，我一直希望有更多的了解，所以，非常寻找到他们的档案。1992年到日本去的时候，就专门打听内田良平的档案、黑龙会的档案可能收藏在什么地方。山满的档案据说根本找不到。内田良平，日本右翼组织把他的东西编成了《内田良平著作集》。
日本民间保存的档案，我们现在比较熟悉也经常使用的，可能就是跟孙中山关系最密切的宫崎滔天的档案。包括宫崎滔天和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笔谈，毛泽东给宫崎滔天他们的信，这些档案都在他自己家里。现在出版了《宫崎滔天全集》，其中很多材料就是用的这些他们家藏的档案。1992年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女子大学久保田文次给我介绍了和孙中山关系非常密切的萱野长知家收藏的相关档案。萱野长知的后人把萱野长知生前的一部分笔记交给了他。我看了这些笔记，里面发现了非常珍贵的材料，一份就是孙中山到东京丸善书店买书的清单，他买的什么书，什么价钱，什么时候买的，付了多少账，欠多少账一个清单；更重要的一份，是孙中山写给社会党国际局就是第二国际的一封长信，1915年写的，信中要求第二国际支持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日本，除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档案外，私人手上有很多档案，特别是跟中国关系很密切的档案，值得我们给予关注。也有一些档案，一部分在日本，一部分留在中国国内，比如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档案，一部分就在中国，听说收藏在西安交大，是50年代交大从上海搬迁到西安去的时候带过去的。
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大连所保存的满铁的档案。现在已经整理出版了相当大一部分。
从这些档案情况的简单介绍中，不难看出，日本在中国的情报工作确实做得非常仔细。日本的情报工作，在日本对华的战争决策，发挥了非常重大作用的，黑龙会、玄洋社等等，尤其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坚分子那些青年军人，他们长期对中国的了解，跟日本对中国收集的情报以及他们做的对中国的分析、解读，他们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侵略中国的计划，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很长一个时间，中日关系不管是在外交上，政治上，在经济上、军事上，我们经常要吃很大的亏，情报工作远不如日本，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知己知彼来讲，人家做到了知己知彼，而我们呢，可能是自己既不清楚自己，更不知道人家，所以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跟日本打交道的时候，常常处于被动，这就免不了要挨打。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部分，从我自己亲自接触的这些档案资料可以看到，我们对日本了解的广度深度，跟日本对中国了解的广度深度，相差不是一个层级。
接下来第二部分，想说一点今天我们怎么样加深对我们的近邻，跟中国有那么密切关系的日本的进一步了解。
1991年底1992年初到日本访问的时候，因为江泽民即将访问日本，和一些日本自然就谈到中日关系未来怎么发展，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间会碰到一些什么棘手的问题。日本学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战争赔款问题。1950年旧金山和约签订的时候，蒋介石代表中国宣布放弃赔款，后来田中角荣来访时，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放弃赔款。他们关心的是，你们政府是宣布了，但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老百姓受到的损害由谁来赔偿? 你政府宣布放弃，可是，政府有没有对受损害的老百姓进行补偿，老百姓有权提出对他们赔偿的要求。这是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 第二，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但是这个决定当时没有经过最高权力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式批准。他们认为，中日关系后来的文件经过了最高权力机关的批准，也可解释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间接同意。当时，我很有感触，日本这些学者可能更关注中日关系发展中间哪些东西真正符合现在的国际法，依据国际法能够站得住脚，而不至于未来会被推翻掉。而我们则不太关注这个问题，不知道从这个角度研究和解决中日关系中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当然，那时还谈了其他不少中日关系问题，就不一一说了。
我想，我们对日本的了解，可能表面的局部的现象关注太多，而对日本文明，对日本这个国家一些根本性的东西，研究的不够。至少我自己觉得很多问题认识得很不清楚、很不准确、很不透彻。虽然日本是我们近邻，至少1000多年来一直和我们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国家，说实在的，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他。和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深度与广度相比，我们对日本历史的研究太笼统太简单了。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立性、独特性很强的文明，我们似乎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对它深入研究过。
我总觉得好多问题我们说的不很清楚或者很不清楚。对于日本文明，我提这么几个问题，向各位请教。
第一个，日本的神道教问题。我们到日本去，到哪里都看到有神社。明治神社，靖国神社，名声最大，其实，走在日本街道上，常常会发现，这条街道路旁有个神社，那座小山坡上有个神社。日本的神社在日本文明发展中间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它对日本人现在仍有什么影响，它对日本人社会、政治有什么影响? 包括现在年年要折腾一番的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和神道教有什么关系？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面讲到，满洲国成立后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把日本的神道请到伪满洲国供奉，他要去朝拜，这表示他对日本真正的臣服。日本的神道教，在日本文明发展中间有什么样的地位，对日本的整个精神世界、精神生活，对日本的国民性有什么样的影响? 请恕我孤陋寡闻，我确实没有看到我们对这个问题专门的、深入的、令人信服的说明与分析。
我在研究中华文明的时候，已经觉得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非常大的差异，就是我们重视的是历史，而其他很多文明用以凝聚人心的是对神灵的信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它表明，整个文明，整个文化，整个知识系统，整个价值体系，它们的起源很不一样。我们重视的是历史，重视的是人们的现实生活，人们的现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实际联系，支撑中华文明的基础因此是家国伦理共同体。以对神灵的信仰为支撑的文明，知识系统与价值系统都和宗教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华文明至少从甲骨文开始已转向重视更多地重视历史，重视现实生活的承续和变革。以对神灵的信仰为中心的文明，更多的是讲人依附于天，依附于上帝。人们每天都要祈祷，都要确认 “上帝最伟大的”。这些文明，几乎都是借助宗教建立起来的信仰共同体为其基础。
我们看日本文明，在这一点跟中华文明有非常大差异，神道的崇拜，反倒跟基督教文明、犹太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接近。日本的天皇，就是人格神。日本文明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联系，从属于神道信仰共同体。近代以来，日本产生了类似于欧美的资本主义利益共同体，它并没有取代传统的神道信仰共同体，反而和神道信仰共同体互相融合于一体，成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巨大推力。
跟这个特征相联系的，日本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等级差距结构”的社会政治结构。战后日本建立了民主政体，但是等级差异结构，到现在还在社会上政治上保持着非常强烈的影响。过去我们知道日本学校里面，低年级儿童跟高年级儿童学生相处的时候，高年级学生可以充分指挥低年级同学，在军队里面，高年资跟低年资有非常鲜明的等级差异，哪怕相差只一年。1985年到松下总公司参观访问，松下是讲中国《论语》的，整个松下企业管理中间，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等级差序的结构。
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日本这个等级差序结构影响那么根深蒂固？我觉得，这跟日本长时间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有密切关系。我们经常讲中国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那个是泛化了的说法，真正跟欧洲封建社会非常接近的，是日本的大名制度即通常所说的领主封建制。日本长时间这种封建制所形成的等级差序结构，在明治维新以后没有消失，在社会跟政治生活中间，在教育中间，都继续顽强地保存着。现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日本的政党中，日本的政治人物的相处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等级差序结构影响是非常非常之深的。日本战后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中，重要政治人物绝对是官二代、官三代、官四代这样传下来。中国在等级差序结构方面和日本相比，要差得很多，因为科举考试制度和中国的遗产平分制度，决定了中国权力与财富流动性都很大。平民可以通过科举成为官吏，官吏退休以后就是平民；遗产经过平分以后，富不过三代，原来富裕的家庭就会瓦解，原先贫困的家庭也可能变为富裕。中国财富和权力的这种流动，使等级差序结构难以稳定地存在。对日本这样一种等级差序结构在他们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影响，以及它在日本文明形成与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不可以做一些更深入更专门的研究？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对日本的武士精神关注得也不够。1970年编《日本军国主义史》的时候，我曾研究日本的武士道即武士精神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来的，在日本的社会发展中有什么样的影响。1985年访问松下公司的时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日本的武士精神没有消失，在松下整个企业发展中间充分地感受到，传统的武士精神现在转移到了经济发展跟企业发展中来了。松下企业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撑就是先前的武士精神。刚才讲的日本长时间是一个大名制度，现在在东京，在日本，还可以看到很多原来的大名即领主的住宅邸或庄园。武士跟大名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诚。日本武士对大名的忠诚，是第一个品质。后来在企业中间，在政府公务员中间，都是把忠诚作为第一品质，整个制度设计也是保障忠诚，你在这个企业一直干下去，年资越深，得到的福利越高。忠诚就是敬业，武士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他的主人，为主人的事业去奋斗。
我觉得我们在研究日本国民性的时候，特别日本精神世界的时候，会发现，神道崇拜，等级差序结构，武士精神，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日本非常善于吸收各种外来文化，但这三项可以说始终坚守。这是日本文明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在人们相互交往中，日本人特别注重礼仪使人印象极深。到日本朋友家里做客，女主人会不断地给你鞠躬如也，他们觉得这很自然。法治非常重要，明治维新以后就搞宪法，同时，又保持了传统的礼仪。这些礼仪，将传统的神道、等级差序结构及武士精神变成人们日常行为规范。日本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的紧密结合，战后日本市场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他的根本精神保存了下来，这对日本这个文明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正面的作用，有些什么负面的影响，我觉得要非常深入地加以研究。
在研究日本文明时，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这就是日本既能够顽强地保存着自己文明的基本内核，同时又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用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提升自己。近代以来，日本比较有名一句话，和魂，洋才，大和是魂。东洋的东西，西洋的东西都可以为他所用。我1986年在日本访问研究的时候，碰到一个韩国的学者，他也在那里做访问研究，他研究中文、日文跟韩文三国语言文字相互的关系，哪些可以互通，哪些是非常不同的。韩国学者能够把这三种语言文字联系一起研究，我觉得是很有创意的。我们知道语言是整个文化一个载体，是整个文化一个基础。日本借用了汉字，创造成自己文字，用中国若干地方的古音来读为他们所借用的汉字，但它又道道地地的是日本人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并不是我们的汉语。日本前近代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对朱子学、阳明学的吸收，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表明它他多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外来文化不是同化于这些外来文化，而是用它们来充实自己，提升自己，让自己的文明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新的发展阶段。
日本近代以来，师法西方，在走出封建制以后，积极进行对外扩张，通过大规模殖民掠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向工业文明突进，走了一条霸道主义的路径。这和日本文明原先的特征有内在联系。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本来给了日本文明真正转型的机会，而“冷战”格局，特别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日本逃避了对过去这一段道路真正的清算。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残酷的血腥的侵略战争，给东亚各国人民带来深痛的灾难，但在美国庇护与包容下，军国主义势力没有被彻底摧毁，继续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现在到日本去，可经常看到，各种右翼团队活动相当猖獗。
我们在同日本交往中间，怎样做真正到知己知彼，对症下药，做事半功倍的那样的工作，我觉得，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我们去填补。不同文明相处，需要更多地相互理解，更多地互相谅解，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更有效地沟通，解决彼此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长期地战争，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了。日本同样也付出很大代价，应当从历史中间吸取应有的教训。习近平同志讲到，不同的文明要互通互鉴，我觉得同样中日两种文明，最需要的应该是真正地通气，通气了就真正地互相理解，互相理解的基础，就是都要知道对方的最真实的东西，尤其最广大的老百姓，最普遍的民众，这个是我们真正互通的精神，然后互鉴，互相吸取，推动自己这个文明继续向前发展，而不再遭受像过去遭受的苦难。我觉得就这一方面来讲，我觉得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就讲到这儿，好吧。
提问：姜老师，感谢上午给我们的分享，我想简单提问一下，日本对中国的情报的收集，经费来源怎样？很多资金都来自政府，或者有些团体。民间收集情报的工作，经费来源是不是帮我们介绍一下？
姜义华：像日本的很多企业，很多大企业，其实都很重视情报工作，很多人是他们自己派出的。刚才讲的那些民间团体，其实背后都有财团支持，就资金方面来说，应当还是相当充裕的。刚才提到我做沙俄侵华史研究，相当一部分材料就是日本人当时在整个远东地区所做的调查，他们的调查不局限于中国，特别是西伯利亚这一大块，俄国远东地区，他们也做了很多调查，做得很细，所以他们经费支持相当充裕。 军部也有支持，日本外务省也有支持，大财团有支持。刚才讲的一批民间团体，跟财团都有密切关系，跟军部也有密切关系，所以说，日本情报工作的经费来源，确实是多头的。
提问：姜老师，请问一下，我在80年代，在南京大街小巷看到广告日本仁丹胡子。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日本人还在中国大陆各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情报行动？
姜义华：第二个问题，你问一下我们的安全部门就知道了。凡是企业，他都要做经济分析，什么时候发展，什么时候不发展，怎样发展，自然都要收集大量情报并作出深度分析。但如果到我们军事机关军事封锁的地区去拍一些禁止拍摄的东西，这是违法的。所有的外交机构，大使馆、领事馆，都要注意收集情报，你不做情报工作怎么能够正确了解所在国的真实情况呢？1992年我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说日本现在极其重视外交工作，外交经费大幅度地提高，因为他们已看到，现在的国际斗争中间，外交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不比军事低。所以我建议，我们也应当大幅度提高外交经费，我们的外交人员，不要老是跟外面不相往来，关在领事馆里面看东西，这是不行的，他们需要广泛的社会联系，参与社会活动。我们有那么大数量留学生，你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好了解更多的情况。遇到问题，请这些人共同分析，提出一些建议，这是合法的。台湾驻外机构，不叫使馆，叫办事处，里面经常养着一大批闲人，台湾一些官员退下来到那里挂一个名，他们去找美国国会议员秘书，打打高尔夫，邀请他们到台湾旅游或出席研讨会，联络感情，然后他就把他们意图，把他们材料，通过这些秘书，去影响那些议员。所以美国国会中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为台湾说话的团体。而我们的使馆，经费很少，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开展。这些人看上去是闲人，实际上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提问：您对日本国民性怎么理解，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姜义华：我刚才提的几个问题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我们要深入地研究日本的国民性问题，就要进一步去研究整个日本文明，研究他们的知识谱系、价值谱系和行为实践谱系。对日本，至少要将日本从中国唐宋以来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进行考察。研究中华文明，我们要把五千年来，或者西周以来，至少秦始皇以来，做为一个整体，可能会更全面更有深度地进行考量；对日本文明，也应该这样不要仅仅看一段时间，就贸然作出结论。我希望的是大家来共同研究，对这些问题，能够有自己的答案。
提问：我想问一个问题，日本军国主义给我们国家带来非常深痛危害，我们要实现强国梦，我们要解决东海、南海一些岛屿的纷争。日本军国主义当前是什么情况，对我们国家实现民族复兴还会有什么图谋？
姜义华：你问这个是高度敏感的，现实政策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难跟你简单地回答。但是我觉得，历史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中日关系中间，这些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存在的，像钓鱼岛问题，当年田中角荣跟周恩来总理会谈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总理凡事都是举轻若重，许多小事情他都看得非常大，但是在中日关系上，总理确实很邓小平一样是举重若轻。现在各种右翼势力，想办法挑起一些事端，包括国际上很多力量都希望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似乎这样对他们更有利。所以，这里同样有一个举重若轻、举轻若重的问题。我常说，东京都一个老头导演了一齣由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闹剧，这招一出，把整个中日关系搞得乱七八糟。我说这个老头政治智慧太厉害了，就这么搞了一下，他后来不当东京都知事了，但是将日美关系，日中关系，中美关系，对整个东亚格局，就打乱了。将日本自身的政治格局也打乱了。这就是政治智慧，当然是反动的政治智慧。他不希望中国崛起，不希望中日关系有比较大的改善，他想改变日美之间原来的关系，让日本右翼能够借机得势。包括对日本现在的宪法，安倍他们提出异议，要修改，这既是对着中国的，也是对着美国的，同时也是对着周边其他国家的。在这中间，我们怎么样冷静地对待，要学会四两拨千斤。时间是在我们手里的，我们还是要聚精会神先把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能够在若干年内真正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都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才是重中之重。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其他很多东西，别太着急。像当年毛泽东跟尼克松说，满街“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那些都是放空炮，那就是举重若轻，那么大事情给他一句话了结了。邓小平见戈尔巴乔夫，说到当年中苏论战，也是一句话，承认我们也说了许多空话，就举重若轻地把问题给结束了。所以，我说，现在我们需要的还是同样一种大智慧，大战略。要相信，我们坚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持这一重中之重的事业不动摇，我想这些问题最后是不难解决的。也许我是过分乐观，这就是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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