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远征军，九死一生走出野人山，当过担架兵、炮兵、汽车兵，押送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头号战犯谷寿夫上刑场，93岁的抗战老兵唐泽其可谓是经历坎坷的一部传奇。10月31日，唐泽其来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讲述了关于那段峥嵘岁月的故事。虽然已经退役一个甲子多的时间，老人依旧保持着挺拔的身材，铿锵有力的声音和标准的军礼。
1922年，唐泽其出生在贵州凯里的大山里。16岁那年，国民党在乡里抽丁，唐泽其兄弟三人必须有一人去当兵。由于他年龄不够，抽丁就抽到了他的二哥，可是已经结婚的二哥不愿意去当兵躲了起来，唐泽其就顶替二哥的名额入伍。
1938年9月，正是收割稻子的时节，唐泽其和同时被抽到的100多人从家乡凯里出发，花了10天的时间走到贵阳。就这样。他稀里糊涂地当了兵。在贵阳，他们的部队番号是税警总团，总团长孙立人。1940年，税警总团改编为38师，师长依然是孙立人。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随即矛头直指缅甸。1942年，日本用于进攻缅甸的军队大约有6万人，远超英国在缅甸的防务力量，缅甸的重镇、首都相继陷入日军之手，滇缅公路也岌岌可危。在英国的求助下，中国方面以杜聿明为代理司令长官，由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约10万人向缅甸进发。
唐泽其随38师一起被编入中国远征军。这时，他是一名担架兵，他所在的38师177官伤兵收容所的任务就是救治伤病员。他们乘汽车从昆明出发向缅甸开进，直到汽车无法再前进了，他们就改成步行进入腊戍。唐泽其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到达腊戍那一天，是1942年3月16日。然后，他们就开始不停地转运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对于伤情较严重的人，就在收容所救助站里做一下应急处理，然后送到后方医院去。
“刚到缅甸的一个月，前线就送下来无数的伤病员，有不少是从仰光送来的，非常惨。记得在丁加沙（音，卡萨）时，前线下来好多的伤员，整列火车都坐不下。上级命令，轻伤和未受伤人员不许乘火车，步行前往目的地。我们班12个人，由于身体挺好，都没上火车。后来这列火车在密支那被日军炸了，整列车无一人生还。”说起这段惨痛的、同时也是自己与死神擦肩的经历，老人面色凝重而痛苦。
当时的车站、轮船码头以及主要的公路，都是日军飞机主要轰炸目标，奔波在这些地方的官伤兵收容所也是天天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收容所的担架兵不在一线作战，根本没有打仗经验。一次，在日军飞机轰炸后，唐泽其和收容所的几名战友躲进了深山老林，唐泽其不小心与大伙儿走散，一个人在荒山野岭走了两天两夜，几近绝境。这名才20岁的小兵边走边哭，漫无目的的徒步中，终于发现了铁路。他沿着铁路终于找到了部队。
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38师成功解救被日军围困在仁安羌的7000余名英军、500余名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仁安羌大捷之后，孙立人原想继续攻击，但日军第33师团集结，英缅军北撤无力再战，盟军全线向印度撤退。远征军随即陷入日军包围，被迫在孟拱进入野人山转向印度。
穿越野人山，是唐泽其老人一生中最恐怖的9个月。
他们进入野人山是1942年5月底，正值当地的雨季，一天到晚不停的下雨，身上也没有雨衣可穿，白天冒雨走路，晚上过夜就地取材，砍竹子搭棚，上面用芭蕉叶盖住以遮风挡雨，同时还生一堆火，把湿透的衣裤烘干了第二天穿了继续赶路。
进入野人山之前，上级命令部队丢掉所有的重型设备以及粮食，轻装进入野人山。可是，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根本没有食物，渴了就喝山沟里的水，饿了就吃山里的芭蕉树，把树皮剥掉了吃里面的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腹泻、伤口溃烂以及传染上瘟病，再就是蚂蝗、毒蚊子和蛇虫，任一样都会要人的命，老人回忆道，“蚂蝗密密麻麻地住在草上、树叶上，走着走着就有蚂蝗掉到身上，人也没有感觉，蚂蝗就钻到衣服领子里、人的胳肢窝里吸血……”
茫茫野人山，生命如草芥，每天饿死的、病死的不计其数。有的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有的第二天早上再也没有爬起来；有的在几天后才被发现这个人消失了。“当我们终于走出野人山时，和我一起出来当兵的100多名贵州老乡，只剩下20多人。他们并不是死在炮火之中，全部葬身野人山。”老人悲伤地说。
1943年春节前夕，他们终于走到了远征军设在缅北新维的接待站，随即被安排洗澡、治病、换军装，再转火车、轮船抵达印度蓝姆伽。
在蓝姆伽，远征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部队配备的武器包括105榴弹炮，唐泽其就成为国民党新编38师独立炮兵团三营一连一排的一炮手，负责105榴弹炮左右方向的瞄准。半年后，唐泽其被副营长李汉庭调去学开车，一个星期就拿到了驾驶证（这个驾驶证目前保存在无锡邮政局人事档案室）并成为李汉庭的专职驾驶员。
1943年10月，整编后的新三十八师再入缅甸反攻日军。
1944年的一天，唐泽其驾驶的吉普车遇到日军炮火追击，车内其余三人——副营长李汉庭、一名医务官、一个勤务兵全部阵亡，坐在副驾驶上的医务官头部中弹倒在唐泽其身上，血流了一身。李汉庭牺牲后，唐泽其又回到班里担任炮手。
这时，日军在太平洋的战局已经江河日下，但却依旧疯狂，远征军经常遭到日军地毯式的轰炸。一天，唐泽其和一个战友刚到一个树下坐下，日军一个炮弹投下来，那名战友当场被炸死。还有一天夜里，日军偷袭唐泽其所在的营地，四个岗哨被摸掉两个，唐泽其是当夜岗哨之一，“算是命大吧，我又活下来了。”
眼看着战友一个一个中弹牺牲，唐泽其也是九死一生。能活下来，他说也许是一个奇迹。抗战胜利后，唐泽其随部队来到南京，随后被调入国防部做军邮车驾驶员，给司令部运送邮件。他又成了一名汽车兵。
1947年，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头号战犯谷寿夫在南京励志社公审被判死刑。行刑那天，宪兵押着谷寿夫登上唐泽其驾驶的大卡车，从小营出发，押赴雨花台刑场，枪毙在一个山凹里。“法律规定（执行死刑）是打一枪。‘啪’地一声枪响，谷寿夫倒地毙命。但是围观的数万民众依旧不能解恨，呼喊着口号‘报仇’、‘报仇’……行刑的宪兵又补了两枪。所以，谷寿夫的死刑一共打了三枪。”唐泽其比划着当年的场景。
不久，唐泽其离开军邮进入南京邮电局工作，1950年又转到无锡邮电局，一直到1984年退休。
“我远离政治，低调做人，勤奋工作，所以在文革的时候没有受到冲击。沉默是唯一能够生存下来的因素。我只希望更多的人能记住那段历史，记住那些卫国阵亡在异国他乡的英烈们。”缓缓地叙说着历史，老人饱经沧桑的面容久久地沉浸在遥远的回忆中。
以唐泽其为代表的抗战老兵，是一个即将从历史谢幕的群体，但是那段历史，应该被更多的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