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刘子葵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约两周前，南方+记者来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探寻珍藏在此的南京大屠杀与抗战的民间记忆。
这座已坚持19年的博物馆，有抗战文物6000余件、抗战相关书籍4万余册，做过一千余名老兵的口述史，收集到的“握过枪”的老兵手印铺满了两面墙。
文物在这里是记忆的载体，也连接着逝者与生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的轮椅被女儿捐赠过来，《南京大屠杀》作者张纯如的眼镜与名片保存于此，一张旧名片引出70多年前“断头将军”陈中柱的往事……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认为，只有民众参与历史，才能形成公共记忆。不去讲述的话，历史永远在尘埃里，只有不断地讲述，历史才有意义。
这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二楼展厅的“南京保卫战殉难将士名录”。吴先斌说，受制于墙面大小，所列姓名有限，希望能为参观者提供一个缅怀的地方。
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数次从南京大屠杀中脱险，抗战老兵孙晋良的故事，被博物馆口述史项目工作人员薛刚称作传奇。
1937年12月，孙晋良从山东来到南京，被分配至三十七陆军医院任看护兵，亲历中华门与日军的战斗，后又避开“机枪点名”，成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79年后，九十六岁的孙晋良向薛刚讲起了一个往事，有个小孩跟他走到半路，听到身后枪响，小孩哭了。“我说咋了，你哭什么？他说，俺哥让人杀了。他是兄弟两个被抓的。
“做老兵口述史就是在跟岁月赛跑。”吴先斌认为，这是一份抢救性工作，老兵已走到人生的末年。据记者了解，上述项目口述史团队采访过的1542名老兵中，受访时年纪最大的为111岁，最小的也有90岁，一些老兵在去世不久前受访。
博物馆工作人员莫非告诉记者，全国多地的馆员志愿者提供当地老兵信息，口述史团队再去了解情况，一些接触过的老兵早已记忆模糊或者表达不清。莫非自2012年参与口述史工作，负责摄像以及和老兵联络。
但一开始，有些老兵抗拒按手印，觉得像在“签字画押”。团队劝解，资料只用于展览而非其他，也会复印一份到家里，更重要的是，老兵的手特别有意义——“握过枪、用枪击毙过敌人的手。这是左手，那用的是右手。”
有一个老兵让吴先斌至今印象深刻，老兵在采访结束后问：“什么是天堂？”他说不知道，老兵回“和平就是天堂”。后来去学校演讲，吴先斌常常用这个思考当题目。他又向记者讲起另一个老兵的问题：“你知道什么叫抗战到底？到底，就是随时准备死。”
在吴先斌看来，做口述史就是想记录，让老兵留下痕迹。作为亲见亲历者，老兵的个人史能丰富宏大叙事之外的历史细节，使人们对过去的了解更深更透。
资料显示，李秀英被送往鼓楼医院救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约翰·马吉拍下了相关画面。约翰·马吉用16毫米摄影机拍下的大屠杀影像，是迄今发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影像。
轮椅的椅背上挂着李秀英很喜欢的一件格子外套，1997年2月，李秀英以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身份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出庭作证，穿的就是这件衣服。
吴先斌说，展出的六千多件抗战文物都是有生命力的，能让人感受到历史客观的存在。它们并不遥远，连接着现代与当代。博物馆的馆徽是一个持枪奔跑的士兵，取自“第四旅七班张士元制”的“共赴国难”烟丝盒，吴先斌说，后来的参观者中就有张士元的后辈。
陈中柱是江苏盐城人，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认识了房东女儿王志芳，1932年，两人结为伉俪。1941年6月，日伪军分多路“扫荡”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4纵队少将司令陈中柱牺牲，年仅35岁。敌人将陈中柱的头颅割下，交到日军司令部邀功。怀着身孕的王志芳听到后，只身前往司令部，要回了丈夫头颅。
她还在信里谈起70多年前的往事，说女儿幼时很调皮，无意中顺手拿走父亲的印章。等到想要用找不到，王志芳就要打她，但陈中柱说：“不要着急，让我慢慢问她。”
陈璞是信里的女儿，她在2012年8月15日给父亲写下了一条留言：“我今天见到您的笔迹和印章，回忆往事，又像见到您一样。”这条以及弟弟陈志的留言、王志芳的信和那句笔误的“我受（爱）陈中柱”，如今都保存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吴先斌把自己的过往划分为三个阶段，前20年读书，中间20年做生意，近20年做博物馆。
南京有着沉重的历史，作为本地人，吴先斌自然而然衍生出了解的兴趣。2006年，他把自家装饰材料厂改造成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只有民众参与历史，才能形成公共记忆。”吴先斌有了这样的感触。他还认为，如果不去讲述的话，历史永远在尘埃里，只有不断地讲述，历史才有意义。
从2014年开始，吴先斌开始不断受邀赴日交流，传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迄今做了十多次演讲和展览。
最近一次是在今年7月26日，“珍爱和平”中日民间交流活动在日本立命馆大学举行，吴先斌向学校捐赠《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据央视新闻报道，这也是《南京大屠杀档案》首次完整入藏日本高校。
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公布“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份档案并非单一的文件，而是一个由不同类型史料构成的日军在侵华期间，于1937年12月13日制造了屠杀南京30万同胞惨案的完整证据体系。
“捐赠这套书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为日本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提供资料，从而让更多日本人了解到南京大屠杀。”吴先斌说。实际上，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他也在学者的建议下搜集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他认为，有资料才能有研究，才能进一步寻找真理。
除了交流经验，吴先斌还有过一次交涉经历。
日本宫崎市有一座名为“八纮一宇”的塔，搭建石材有四块掠自南京，其中一块刻着麒麟浮雕的石材有“南京日本居留民会”字样。2013年，日本人来住新平把这块石头的历史讲给吴先斌，两年后，博物馆8人一起赴日讨石，无果而返。
记者去时，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的入口处贴着本地媒体11月18日发行的报纸，其中一条消息是《南京民间抗馆馆长喊话高市早苗：向中国人民道歉》。吴先斌说，自己建博物馆的初衷和本意不变，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反对战争、反对军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