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正面战场与解放区敌后战场相互支援、相互配合，体现着一个民族威武不屈、同仇敌忾的民族传统，显示着中华儿女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但是抗战期间也有不少因各种原因而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如龙慕韩：抗战期间任第85军第88师中将师长。1938年5月因兰封战役中作战“指挥不力”，被蒋介石下令军法处决；韩复榘：在抗日战争中，因其不战而放弃济南，被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处决；张德能：在长沙作战中请求增援无果，失守后被蒋介石囚禁约三个月，便下令“该军长失守长沙，有失戎机，枪决”；薛蔚英：武汉会战中增援马当要塞，因走小道而坐失良机，以“畏敌如虎，贻误战机”的罪名执行枪决；鄷悌：长沙市警察局局长，因长沙大火以辱职殃民，以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枪决；廖奇龄：湘北会战中，因长沙失守，被蒋介石以“临阵脱逃”而枪决……
3．丢失长沙 第4军军长张德能被枪毙
张德能（1899—1944）字礼赢，广东省开平市人，从小随父旅居越南。时值军阀混战，1922年毅然携眷回国，入云南讲武学堂第二期学习。国共合作时期，参加了北伐战争，屡立战功，1934年升任第4军59师少将师长。而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荣升第4军军长，使他跻身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行列，可谓春风得意，然而作为一个军人，他享有了他的荣耀，同时，他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只是他觉得自己的这种死法不值，但他也只能摇摇头，苦涩地摇摇头，无奈地摇摇头……
冤不冤，且让后人评说，我们且看一看第四次长沙会战中一些不为人知的……
“骄”，是第四次长沙会战失败的根源
长沙是第九战区薛岳的辖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使他已经目空一切，至高无上了。蒋介石携夫人来南岳为第九战区官兵召开庆功会，蒋介石亲授薛岳国民政府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罗斯福遥授薛岳独立勋章，薛岳得到了中国将军最辉煌的荣誉。
因此，薛岳对军委会“日军由赣州直取株州、衡阳之情报甚多”的电文签上“已阅”便没有下文；参谋处得出“日军要进攻长沙”的判断仍没被重视；参谋长赵子立对薛岳分析：日本打通粤汉、湘桂铁路的重要性……，没等说完，薛岳就傲慢地说：自从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后，日军还敢向我战区进攻吗？
薛岳哪里知道，日本为了摆脱困境，于1944年初猛然扩编了32个师团，这一数量相当于日本1943年兵力总数的一半。
直到蒋介石一纸电报“敌军打通平汉线以后，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统帅部的军情通报：“现已证实，有大量日军集结于湘北和鄂南通城、崇阳一线，目前正向南移动，准备大举时攻长沙……”这才让薛岳大吃一惊。
“骄”字已让薛岳先输一筹。
“固执”，是第四次长沙会战必败的根源。
参谋长赵子立：从得到的可靠情报看，日军进攻长沙的兵力也是规模空前的，已有三次长沙会战吃败仗的教训，必然会采取新的方法，为此，研究并确定一种新的作战方案，已是当务之急。然而薛岳“这山还是从前的山，这水还是从前的水，还是从前的模样儿，日本鬼子纵有千变万化，也逃不脱“天炉战法”所布下的天罗地网！虽然他也制定了一套作战方案并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他不愿放弃他所谓的法宝“天炉战法”。实际执行中，也就没有完全按照事先的部署实施。参谋总长何应钦、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两份电报都希望薛岳迅速变更作战部署。参谋长赵子立也不断提醒，可薛岳已然听不进任何人的话了。然而日军已深刻解析了这种战法，有备而来。
1944年5月27日日军开始进攻了。薛岳部署第4军（张德能任军长）和战区直属炮、工兵守备长沙，实质仍然是以长沙守军吸引日军，再以外围部队对日军实行反包围，最后将日军消灭在长沙外围，这就是“天炉战法”。但随着战斗的进程，外围在包围与反包围中逐渐丧失，长沙不保。
“固执”使败局不可避免。
“守”，把张德能送向了断头台。
长沙外围失守，薛岳意识到长沙保住了，立马溜到了耒阳。守长沙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落到了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身上，而守城部队正是薛岳的亲信第4军张德能军长。
对于即将来临的大战，张德能的心情经过几个阶段的变化。
最初是亢奋。这个亢奋是源于他对疆场功业的渴望。他是陆军二级上将张发奎的侄子，有人说他依靠裙带关系，不到38岁已官至中将军长，他决不承认这一点，从连长、营长、师长哪一回不是提着脑袋率众拼搏而来。他也知道薛岳的用意，他要亲率第4军拼杀一番，认背后议论他的人瞧一瞧。
随着第一线中国军队的失败，张德能的亢奋逐渐低沉下来。他估计到日军会用尽全力进攻长沙，估计到自己可能横倒在炮火之下，这些他都能一笑置之，只是他心中有一个与日俱增的牵挂，这就是一个曾经红透大上海十里洋场的女演员“白牡丹”。在一次长沙演艺界举行劳军慰问演出上，一曲越剧清唱《黛玉葬花》，放大了张德能的瞳孔，触动了张德能的某一根神经，使他沉醉进去。“白牡丹”不幸的家世，使张德能不知不觉地陷于一场深深的爱恋之中不能自拔。“白牡丹”在长沙令他不能安心，所以他命令卫士将“白牡丹”送到桂林，临行前张德能对战役前途未卜，心中翻腾异样的感觉，而“白牡丹”在两个月的交往中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虽风流倜傥、却有情有义的年轻将军，想一别又不知何时相见，于是……
由亢奋变成了煎熬。1944年6月16日日军围住长沙后开始攻击。此时赵子立建议张德能以主力守卫岳麓山，争得守长沙的时间以待援军，即使长沙失守，仍可居高临下隔河对战。可张德能叹了口气道：薛长官叫我主力守长沙，我只好以主力守长沙，否则……。但是，从日军的攻击情况来看，企图先占岳麓山再占长沙的企图已经明确无误，自己布防失当。召集各师长、参谋长开会，就在刚刚形成决定固守岳麓山以待援军之时，机要处送来一份薛岳的电报：长沙确保与否，与国家民族存亡关键所至，……虽战至一兵一卒，亦要确保长沙。煎熬之后，张德能坚定地命令：“责任有多大就多大，全都由我来负……”带着几名卫士连夜渡江准备上岳麓山亲自督战镇守。当走到岳麓山下湖南大学时，已是凌晨4点，走进屋子他一头栽倒在地便酣然大睡，直到天亮，当睁开眼睛看到的却是溃败的逃兵，几天后长沙失守。
在重庆，张德能被军法执行总监部逮捕下狱。一个多月，张德能想了很多，如果是这样，结局是怎样，如果是那样，结局又是怎样，可唯一不能得到解答的是，明明执行的是司令长安的命令，怎么会判他作战不力？曾视他为心腹的上将，此刻又在那里？为什么不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1944年8月25日，结局了，可惜他不是在战场上。
4. 增援失机 第167师师长薛蔚英被枪毙
1938年6月初，日军在攻占安庆后，集中数十万兵力，组成日军第2军和日军第11军，开始沿长江两岸向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武汉进攻，妄图占领中国抗战战时首府——武汉，逼迫国民政府投降。为保卫大武汉，国民政府迅速成立以陈诚将军为首的武汉卫戍司令部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在武汉的外围地区调集了全国陆军的120个师和全国绝大部分海空军阻击日军的进攻，形成参加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战役——著名的武汉保卫战。为确保武汉的安全，防止日军利用长江水道运兵进攻武汉，加强长江江防力量，早在1937年11月逐步建立了马垱、湖口、田家镇等多处阻塞工程。
马垱在当时江西省彭泽县境内，距离县城大约30华里，距离九江市约80华里，其位置相当险要，它坐踞长江之滨,与对岸安徽的小孤山夹江而立，江水中流沙甚多,集沙成洲，使江水一分为二,其北水道为别江,常年淤塞而不能通行,南水道江面宽度不足500米,水流湍急,如在此地及两岸设置炮台碉堡，利用此天险,必然易守难攻,成为遏制侵华日军沿江西进的战略要点。因此马垱成为长江沿岸的海军要塞，也是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间的第一道屏障，武汉的前哨门户，马垱如果被日军占领，武汉的门户就被彻底打开了。马垱太重要了。
薛蔚英之死，与马垱要塞的得失紧紧相连；
薛蔚英之死，又几乎是一个念头所造成的。
应该说国民党高层决策人物都看到了马垱的重要，为此在马垱江面布设了人工暗礁30处，沉船40艘，水雷1600余枚。并对具体负责这一带防务的第16军军长李韫珩说：“此要塞乃非同小可之地，务须派重兵严密防守，成成不得有误！”李韫珩也亮声应道：“请长官放心，我军将誓死守卫马垱，与要塞共存之。”决心可谓坚决，然而，在兵力部署时仅以几支杂牌军拼凑而成的500余人守卫马垱。真是不可思议！
更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大敌当前之时，军长李韫珩于6月24日上午8时举行他的军政训练班的结业典礼，要求各部队主官届时都来参加，会后还要举行会餐。然而，这一消息很快被日军的侦察人员得知，日军利用这一时机于6月24日凌晨4时发动了进攻，由于第16军第313团主官都去开会，失去指挥，日军很快登陆成功，占领了香口，并迅速扑向长山防线。
李韫珩如梦方醒，急令薛蔚英率部增援马垱要塞，同时向上峰告急。薛蔚英一接到李韫珩电令，立即启动部队，紧接着薛又接到江防总司令刘兴电令，同样要求火速增援马垱，片刻白崇禧电令又到，但在电报中增加了“贻误战机，军法从事”的字眼。
薛蔚英的心颤栗了，他并非怕死，而是他感到使命太重大了，一时间他甚至有一种将窒息过去的感觉。此时驻守在彭泽县的薛蔚英的第167师离马当要塞不过几十里，如果率军火速奔袭救援，也许能挽回战场颓势，立功沙场。但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薛蔚英和许多军人一样，真切地希望自己建功立业，成为抵御外侮的名将而流芳千古。抑或正是这种心理作怪，才导致他作出放弃大路而改走小路的决定。“必须出奇不意，否则很难奏效”一念占据了上风，就连参谋长“这个，这个走小路，会有……畏敌之嫌的……还是请示上峰决策吧？”这样的提醒也听不进去了，一股豪气油然而升，慨然道：“一切都等上峰决策，那还要人们这些人干什么？别说了，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了！”
看一看李韫珩和薛蔚英的做法：李前面部署不当后紧急增援，再向上峰请示，结果免死；薛一面执行部署，一面自作主张放弃大路走小路却未向上峰请示，结果枪毙。如果当初薛蔚英听一听参谋长的劝告，即使走小路也要向上峰请示一下；如果再把急切希望建功立业的一念之想冷静地思考一下；抑或上峰在他作决定之前就否定了其一念之想，马垱就不会失守，薛蔚英就不会被枪毙了。人算不如天算。
薛蔚英率部从小路向马垱穿插之初，还很顺利，信心十足，以为此举必能创建奇功。然而，南方山区的小山路，山林茂密，道路极其狭窄，全副武装的部队难以快速行走，而且第167师的官兵长期驻扎北方，多是北方人，不熟悉南方山路，部队又使用的军用地图都是几十年前测绘的，许多地标地物都发生了变化，部队进入山区后仅一两个小时就迷了路。此时上峰迭电催促“畏敌如虎”、“故意拖延”、“贻误战机”等最令军人心惊胆颤的字眼，全落在他的头上，薛蔚英方寸大乱，等到他把部队带出小路，马垱要塞早已失守了。当然守卫马垱要塞的五百余名官兵，视死如归，借助有利地形与敌人血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毕竟人少力弱，后援不继，日军又志在必得，终致五百守军全部战死。
马垱失守，武汉守军全线被动，薛蔚英贻误战机，罪大矣。
刘兴震怒！
白崇禧震怒！
顾祝同震怒！
蒋介石更是震怒，大发雷霆。并下令军事法庭法办马垱失守责任者：李韫珩撤职，薛蔚英枪决！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死则死矣，薛蔚英被处死时，并没有太多的惊惶，临刑时只是长叹一声“很遗憾”。
是很遗憾，但更遗憾的是历史冷酷地记下了这一笔，教科书冷酷地记下了这一笔——薛蔚英“畏敌如虎，贻误战机”被枪决。对于一个军人而言，没有比这更羞辱的事了，薛蔚英绝对不希望这样的结果属于自己，蒋介石也不希望这样的结果属于自己的部属。然而，现实是无情的，薛蔚英必须死，否则对不起森严的军法，对不起战死的军人，对不起全国民众，也对不起蒋介石自己——为之耗费心血、人力、财力的武汉会战以及个人声望——因炸开黄河壶口、引水阻敌而极有可背负的千古骂名。
薛蔚英的死是值得的，此举对于鼓舞士气、震摄怯战畏战者，起到不小的作用。虽然马垱失守，导致湖口亦失守，武汉会战也以日军占领武汉为终结，但事实上，中国军队是在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后从容撤退，中国军队保持了强盛的战斗力，而日军元气大伤，短期内无法组织大规模进攻行动，因此，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向相持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