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教授 李卓
二战中日本的总力战宣传画
军国主义是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服务于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为。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等全部被纳入侵略战争的轨道，作为社会构成细胞的家庭也被军国主义政权极度利用，实施“一亿总动员”，把全体国民驱向战争。与青壮年男性作为军人在“前方”参战遥相呼应，千千万万个“军国家庭”把“军国少年”、“军国少女”、“军国妇女”、“军国之妻”、“军国之母”等按照战争的需要组织起来，参加“铳后奉公”（意为后方支援），构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社会基础与民众基础。
皇国臣民的养成所
按照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军国主义政权对家庭的最高要求是“养育作为皇国民的子女”，保证战场兵员；要求作为妻子与母亲的女性把生儿育女作为日本家庭的最高使命，“对不论怎么喜欢疼爱的孩子，一旦应征，都祝贺并鼓励他，并高高兴兴把他送上战场”（自由学园长羽仁元子语）。过去只知相夫教子的旧的贤妻良母形象已经不适应战争的要求，“新贤妻良母”的标准则是“培育日本的小国民，一旦需要则舍命报国”。很多妻子与母亲争相把军国主义政权的号召化作自己的自觉行动。根据《东史郎日记》记载，侵华士兵东史郎在接到征召令，即将走上战场的时候，前来送别的母亲平静地对他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就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1931年，侵华日军步兵中尉井上清一的新婚妻子千代子为使丈夫在前线作战没有牵挂而自刎，被誉为“昭和烈妇”，并在靖国神社祭祀，其“军国美谈”被写进教科书、编成剧本、拍成电影。这只是无数“军国之母”与“军国之妻”的缩影，她们用亲人的生命践行了“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思想。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政府每年都表彰有两名以上战死者的“皇国之家”，但这种献血换来的美誉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战争的残酷，战争遗属的生活及子女的抚养都成了战后日本的社会问题。
战争兵员生殖机器
家庭最重要的功能——生育功能，被军国主义政权赋予政治使命。由于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且战线不断延长，人力不足的压力日益凸显，日本政府遂推行全面的人口扩张政策。1939年，公然提出“为了国家，生吧！”这样的口号，1941年制定的“人口政策确立要纲”中进一步要求为“确保国家的兵力及劳动力的高度需要和对东亚诸民族的领导力量”，到20年后的1960年时，日本总人口要达到1亿。为了实现20年中增加2800万人的目标，每对夫妇要生五个孩子。该“要纲”出台后，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大张旗鼓的“结婚报国”、“育儿报国”的“人口战”，每个家庭都成为一架战争兵员的生殖机器。社会上称小孩子为“宝宝部队”，婴儿降生的时候，“恭喜，又是一个战士”成为时髦的祝福语。厚生省从1940年开始表彰“优良多子家庭”，希望借此推动人口增殖。“优良多子家庭”的条件是育有6岁以上的子女10人以上，子女无死亡，且身心健康。首次表彰的10622户中，居首位的家庭在结婚20年里生了16个孩子，被称为“日本第一宝宝部队”，孩子的父亲表示“十个男孩子全部去当兵”。由于国民积极支持、配合人口扩张政策，使日本在战事紧张和经济状况艰难的条件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尽管1937年到1945年的对外侵略战争造成310万人（其中战斗人员230万人，非战斗人员约80万人）死亡，但1945年的人口（7214万人）和1937年（7063万人）相比仍然有所增长。这种抹杀人性的人口政策的副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战后初期，人们面临的是多达180万人的战争未亡人和迅速提高的离婚率（从1943年的0.68‰上升到1947年的1.02‰）。这就是战争带给为增殖人口立下汗马功劳的日本家庭的悲剧性结局。
疯狂战争的牺牲品
对外侵略把所有国民卷入战争体制，家庭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亦不例外。“虽一碗之食，一着之衣亦非个人之物，虽游闲、睡眠亦非脱离国家之私事，皆与国家相联系，我等于私生活之间也必须牢记归顺于天皇，服务于国家”（文部省教育局《臣民之道》）。在饮食方面，在“国防从厨房开始”的号召下，国民“遵守食堂的战时性”，面对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吃“国策炊”（在蒸米饭前用水充分浸泡的所谓“增量法”）和“决战非常食品”（用芋头、野菜等制成的食品），忍饥挨饿推广这些“国策料理”。营养不良造成国民体质明显下降，以14岁少年1939年和1948年情况作比较，身高从152.1厘米下降到146厘米，体重从43.6公斤下降到38.9公斤。在穿着方面，从1940年开始，为了“灭却个性，激励奉公之心”，男性在平日及各种正式场合不再穿西服或和服，统一改穿与陆军士兵军服相似的“国民服”。女性也脱下活动不便的和服，以东北地区妇女的劳动服——扎腿式的劳动裤作为标准服装。由于棉花在战争时期都被用于生产军需品，在“为了国家而堂堂正正地穿着织入爱国心的衣服”的号召下，人们只能穿用不结实、不暖和又易出褶皱的人造纤维做的衣服。1940年7月，政府发布了禁止制造贩卖奢侈品的“七·七禁令”后，民众群起与“奢侈”开战。东京市内到处可见“奢侈是敌人”的大幅警示牌及“是日本人的话就不要奢侈”等标语。自发组成的“妇女挺身队”、“奢侈监视队”上街巡逻，见到穿着华丽的女性就警告其“不要穿漂亮衣服，不准戴戒指”，如有不从者，就强行破坏其装束。在各种各样的“奢侈”行为中，女人烫发成为首先禁止的对象，东京本乡的町内会甚至张贴出“禁止烫发者在我町通过”的告示，如果发现烫发者，就强迫其剪掉。为了支援战争，国民自觉对日常家庭生活精打细算，不论男女老幼积极“储蓄报国”，购买“报国债券”，提倡“国家需要资金，即使只喝稀粥也要储蓄”。同时，实行冠婚葬祭仪式的简单化，“节约一根羊毛也是对皇军的感谢”，“睡觉的时间也是奉公”（出于节电的需要而改变晚睡习惯）之类的口号层出不穷。
“一亿总动员”的形成
应该说，生活在“军国家庭”中的日本国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他们又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参与了战争，客观上成为侵略的帮凶。日本之所以能够对全体家庭和国民实行“一亿总动员”，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军国主义政权利用了国民在家族和集团社会中培养起来的唯命是从的精神。日本人具有强烈的集团性特征，一个集团的全体成员在感情上相互依赖，在行动上休戚与共。这种集团主义不是学校的教科书教出来的，也不是在战争中靠一时的宣传提倡突然产生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悠久的传统。除了岛国的地理环境及灾害频发促使日本比其他民族具有更强的危机意识，需要同舟共济之外，日本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共同体社会——家族共同体、村落共同体当中，养成了服从集体的性格。因为他们深知，一旦违背共同体规则，将面对来自集体的孤立而难以生存。
在对外侵略战争中，传统的家族制度与家族伦理被用来作为国民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从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军国主义政权大力宣传日本是一个家族国家，把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比作父子关系及本家与分家的关系，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把政治权力与父母对儿女的支配权等量齐观的家族国家体制。如同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井上哲次郎在解释《教育敕语》时所言，“国君之于臣民，犹如父母之于子孙，一国为一家之扩充，一国之国君指挥命令臣民，无异于一家之父母以慈心吩咐子孙，故我天皇陛下对全国呼唤尔臣民，则臣民皆应以子孙对严父慈母之心谨听感佩”。这种宣传的目的，无非是要求国民像子女服侍父母及分家服从本家那样服从天皇的统治，以作为天皇的子孙的虔诚，把积极支持战争化作忠君爱国的实际行动。只要是天皇与政府的声音，臣民都义无反顾地全力服从、支持，在战争中完成了从“孝悌的家族成员”到“忠良的国家臣民”的道德“升华”。
实现“一亿总动员”，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战时国民统制的工具——町内会与邻保班对居民家庭进行组织化。从1940年开始，原本作为谋求社区共同利益的自治性组织的全国范围内近20万个町内会被法制化，成为国民统制的基层机构，町内会之下，又把相邻十户左右的居民组成邻保班。町内会与邻保班具有广泛的覆盖面与社会影响力，其任务是传达和贯彻政府的方针，协助政府进行战争动员、消化国债、回收资源、防空演习、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和军人遗属等工作，并互相监督，揭发对政府不满的人和事，生活必需品也通过邻保班在指定的时间配给。町内会与邻保班既是执行政府命令的基层组织，也是联保连坐的治安组织，每个居民与家庭都置身于严密的监控之中，唯有服从与积极支援战争。
家庭、集团的战争责任
长期的家族主义、集团主义传统，形成了日本高效的组织形式，也使整个社会“像一块花岗岩一样结合在一起”（林语堂语）。集团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有着正确引导、从事正义的事业时会发挥正能量，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面对大地震的井然有序等等，都与集团主义有关。而一旦整个国家的主导处于非理性状态，就会由于大规模的集团行动而造成巨大的破坏。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利用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精神，使战争动员达于老弱妇孺，煽起举国上下的战争狂热。
集团主义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集团主义的特点是，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形成集体就非常强势。常有人说，“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一群日本人就是一条龙”。生活在集团社会的日本人在个人单独行事时都小心翼翼，而一旦形成集团行动便胆大妄为，在本集团内部受到压抑而产生的竞争和嫉妒心理，在对其他集团的关系上可以得到充分释放，干坏事时没有犯罪感。日本人在国内生活中的温文尔雅和井然有序，与在侵略战争中的残忍和野蛮之间的巨大反差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侵略战争中，“一亿总动员”、“一亿火球”、“一亿总玉碎”（所谓一亿是本国7000万人口加上殖民地朝鲜和台湾的人口）之类的口号相继出台，不遗余力地进行全民总动员，由此使得“小”日本拥有了“大”能量，将侵略的战火燃遍中国及东亚、东南亚各国，给这些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和难以估量的生命、财产损失。
集团主义又能把集体的责任缩小。在侵略战争中，集团中的每一分子既执行上级命令，又要表现得与其他分子一样，于是形成了集体无责任。许多日本人至今不能对当年的侵略战争深刻反省的原因，就是认为在战争中，日本没有明确的战争责任者，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应该由全体国民承担。“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加藤周一语）。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近乎等于零；大家都有责任，就等于谁也没有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日本投降后不久，首相东久迩稔彦就抛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以表面上的“全民有罪论”、实际上的“全民无罪论”掩盖天皇与战犯的战争责任。
日本战败已经70年了，至今，日本民众对战争的反省与批判更多的是出于“被害者”意识，缺乏基于人道主义的、作为“加害者”的自我反省。靖国神社之所以成为日本政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与掌握140万遗属家庭、拥有800万会员的遗族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去年，日本遗族会设在九州福冈县的分会通过决议，正式提请靖国神社将该社供奉的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与其他战争亡灵分开祭祀，而日本遗族会和靖国神社丝毫不为所动。看来希望日本政府与民众对战争责任具有清醒的认识依然路途遥远。
（摘自新民晚报2015.3.25 A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