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峰|新文化史与抗日战争研究的新趋向

一、 记忆、纪念与书写
 

      自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发表经典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以来，集体记忆、社会记忆逐渐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记忆的建构性特征，意识到历史与记忆之间相反相成的复杂关系。20世纪80年代，在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叶芝（Frances Yates）等人的推动下，记忆研究伴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在西方史学界迅速发展，其标志性成果是法国历史学家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七卷本、5600余页皇皇巨著《记忆之场》。近年来抗战史领域的许多创新成果，正是围绕中日双方的记忆、纪念与书写展开的。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抗战爆发后，利用历史记忆、历史资源为现实政治服务，很快成为时人共识。周游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国人对苏武“守节”和李陵“失节”问题的讨论与诠释。他认为，因抗战需要，苏武和李陵分别被塑造为忠臣和汉奸的典型，成为时人表达忠奸之辨、建构国家认同、进行政治选择的历史资源。张会芳探讨了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题材戏剧在辛亥前夕、“二十一条”交涉前后、五四前夜等不同时段的改编和演出情况，认为其叙事重点经历了从赞扬英雄义举到关注亡国过程、谴责卖国行为的变化，编演活动的兴衰也和民族情绪的强弱相一致，成为窥探时局、世风与人心的一扇窗口。李俊领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把孔子第77代孙、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作为实施社会教化的政治符号，在展示自身政治正统性的同时，揭露日伪政权利用儒家王道思想的策略与行径。他认为，孔德成的政治际遇折射了儒家文化转型困难的命运缩影。

      历史纪念是统治者和革命政党藉以建构合法性、实施政治动员的重要途径，其形式和内容会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王余辉梳理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三个阶段：1927年至1932年，提出初步的忠烈祭祀制度规划，祠祀对象以辛亥、北伐烈士为主；1933年至1937年，进一步推进规划，扩大祠祀对象；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式形成一套包括营造、入祀、公祭、日常管理在内的祭祀制度体系，祠祀对象涵盖了辛亥以来所有烈士，而以抗日烈士为主。具有安生慰死性质的忠烈祠和忠烈祭祀，对于抗战动员乃至民族国家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霍新宾探讨中共对巴黎公社的纪念如何随着革命中心的转移而发生变化，指出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为实现建政动员而在巴黎公社纪念活动中积极发掘“苏维埃政权萌芽”的典范意义；随后聚焦民族革命和苏维埃革命，呈现出反帝必先反国民党的纪念旨趣；全面抗战爆发后进一步转向抗日民族革命。陈金龙在《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一书中系统梳理了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纪念活动，阐述中共纪念活动的特点和意义；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共如何通过对“三八”“五一”“五四”“七一”等重要节日以及七七事变、辛亥革命、十月革命等重大事件的纪念活动来实施有效的抗战动员。

      近百年来的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研究，始终强调记忆的建构性色彩，这种建构往往是通过对历史的重新书写而实现的。郑大华聚焦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认为抗战歌曲讴歌了民族文化、颂扬了民族精神、强调了民族共同体、彰显了英雄气概，为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和广泛传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战争是交战各方互动的场域。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本全面侵华期间，日本非常注重将历史记忆和纪念活动作为战争动员的有效手段。谷惠萍等人考察甲午战争前日本军歌《元寇》的创作背景和过程，指出这首以忽必烈东征日本为素材的歌曲以“蒙元”隐喻“满清”，以所谓“国难”激发日军士气，通过鼓吹武士道和国家神道对士兵进行洗脑，粉饰日本对华侵略行径，是日本各界“协力”侵略战争的重要史证。谢任的《陷都政治：日本在南京的记忆建构与遗迹变迁》一书以光华门战迹、菊花台慰灵设施、日本纪元庆典、明孝陵祭祀、南京神社为个案，细致辨析日本当局和民间群体在南京从事记忆与象征建构的政治文化活动，以及这些遗迹在战后的境遇，并就记忆与忘却、民族与帝国、自我与他者等问题展开深入反思。该书视角新颖，虚实结合，堪称以新文化史拓展抗日战争研究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

      在战争期间，对历史的记忆和纪念往往是动员民众的有效工具；而在战争结束后的漫长岁月里，对战争本身的记忆和纪念又会成为反思历史、治疗创伤、建构认同的重要契机。笔者近期主编的一本论文集，收入与此相关的两篇力作。李红涛以日本《朝日新闻》1986—1987年陆续发表并汇编成册的关于二战的投书集《战争》为中心，通过对其日文版、英文和中文节译本的详细对照，考察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从日本到美国再到中国的记忆，从跨文化角度把握东亚有关“艰难过往”的回顾，并对“记忆旅行”“跨文化记忆”“多向记忆”等理论问题进行反思。王楠回顾战后不同时期国内对侵华日军制造的“万人坑”的纪念，指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尸骨是日军暴行的证据，现在已演变成为民族创伤记忆的符号。日本修正主义者攻击“万人坑”纪念馆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焦点之一是，其展示的尸骨具有死者个体身份不明的“匿名性”，是阶级斗争叙事方式造成的，塑造的是匀质化的集体记忆。

      近年来，与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历史书写、历史记忆逐渐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热点之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曾联合欧洲学术机构在维也纳举办“欧洲和东亚的二战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战争记忆、战争纪念、南京大屠杀、战时沦陷区、战争与社会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2020年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青年学者研讨会也以“战争·书写·记忆”为主题，会议论文涉及日伪在武汉沦陷区的文化建构、伪政权历史教科书的书写、关于“慰安妇”的口述历史与伤痛记忆、抗战博物馆与抗战记忆空间建构、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白求恩形象等议题。
 

二、 概念、话语与认知
 

      概念史是伴随着“语言学转向”在西方学界兴起的一种史学类型和跨学科研究领域，代表性成果为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等人穷数十年之功编纂而成的八卷本巨著《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21世纪初，概念史被引入中国和东亚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了数据库分析、历史文化语义学、新名词研究、翻译与传播研究、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等不同路径，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按照思想史家和概念史家的看法，中国现代政治的基本概念大多数是在甲午战败后的30年间形成，到20世纪20年代已基本定型；但从概念与行动相互塑造的角度来看，许多实践性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才刚刚进入活跃的生命周期。抗战期间，一批与政治现实密切相关的重要概念被生产出来，对抗战和革命发挥了积极指导作用。近年来概念史路径的引入，也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激发了一批旧题新做的成果。

      兹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华民族”为例略作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为团结抗日而制定的路线和策略，为抗战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界对其内容、实施和意义早已做过充分研究，但对这一概念本身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却言之不详。桑兵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互动的视角出发，细致爬梳了1935年底到1936年8月中共表述从“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人民阵线”再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微妙过程，认为“人民阵线”取代“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插曲彰显了中共已在共产国际获得较高地位，其平衡国际路线与民族革命的独立自主道路也得到了认可。夏清主张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理解为由模糊动议经“词汇竞争”发展为排他性政治表述的概念生成史，“人民阵线”“民族战线”“联合战线”“统一战线”等具有团结抗日意涵的表述，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最终稳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间展现了中共既坚守理念又因应时势的政治智慧。夏静着重关注欧洲政治实践对于“人民阵线”表述的参照意义，剖析了共产国际、国民党等因素在中共弃用“人民阵线”、改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些概念史取向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

      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观念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一过程作了深入考察。黄兴涛的《重塑中华》一书以40余万字篇幅，细致梳理了清代中华民族观念之酝酿、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观念之确立与传播、日本侵华与中华民族符号认同之强化、抗战前后中华民族观念之大普及的历史过程，涉及历史书写与历史记忆、黄陵祭祖与民族复兴论、“汉奸”与“民族英雄”、民族一元论的由来与论争等重要问题，是将概念史、观念史、新文化史熔于一炉的一部重要著作。黄克武梳理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围绕“中华民族”概念展开的讨论，尤其是傅斯年、顾颉刚、芮逸夫、费孝通、翦伯赞等人的观点与论证，剖析这场大讨论的国际背景、内涵与意义，认为它一方面引发内部分歧和权力斗争，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发挥了团结人心、共赴国难的作用。夏清探讨了共产党、国民党及汪伪政权围绕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这一事件展开的话语争夺，指出国、伪、共三方分别以“民族至上”“大亚洲主义”“国际主义”作为话语工具，“民族”概念在三种叙事中的意涵各不相同，其实质是对中国政治发展走向之主导权的争夺。

      概念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政策和口号上，也启发学者对一些重要的地理性、区域性概念进行追根溯源式的考察。杨东探讨抗战时期的“延安”概念及其负载的集体记忆，认为中共以自己的语言体系重构了延安的概念意指和象征意义，将其建构为真理的标志和光明的象征，与国统区和西方世界的延安话语形成了显著差异。李雷波将概念史与军事史、政治史相结合，细致梳理抗战前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华中”的认知次第及区域建制演进，尤其关注抗战军政实践与区域认知之间的双向形塑，阐明了“华中”概念如何在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语境下产生，又如何从概念走向建制，对现代中国地理分区概念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概念史不同于词汇史、语言史，其关注焦点不仅在于概念本身的译介、演变和传播，更在于概念如何被使用进而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知，这种认知往往涉及“我者”与“他者”之间既相互对抗又相互映射的复杂关系。

      一方面是我者对他者的认知。马军爬梳整理《申报》中关于靖国神社的报道，并对申报社在甲午战争前、两次中日战争之间、抗日战争前期、抗日战争后期以及战后初期五个阶段的变化作了比较分析，指出其经历了对日羡慕和仿效，反感和警觉，最后成为日军传声筒、盛极而衰的过程。敖凯探讨全面抗战时期国人对日本政府所谓“东亚新秩序”的认知和分歧，指出国人在日本建设新秩序的意图、条件、后果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一口号遭到多数国人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反对，以所谓“新秩序”粉饰侵华战争的言论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程兆奇利用多方材料考察1946年到1948年中国社会对东京审判的认知变化，国内社会舆论与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检察官之间的互动，描述了舆情从开庭之前的高度期待逐渐转变为意外、疑惑、失望，到最终肯定其历史意义的演变过程。

      另一方面是他者对我者的认知，由于域外材料的发现和使用，这方面的研究更为引人注目。丁书颖通过梳理英国外交部、新闻部档案和报刊史料，考察了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政府与报界对中国抗战的宣传报道及其影响。她认为，英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受政府和军方影响颇大。张士伟探讨冷战后英美二战叙事中有关中国抗战地位的认知演变，认为其经历了从传统叙事到全球叙事、从忽视中国抗战到重视中国抗战的变化过程，呈现出将中国抗战置于整个二战史框架、强调中国在战后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构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等特点。闫立光梳理了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从1937年到2020年间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和评析，认为该报相关报道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境遇下，先后呈现出揭露与控诉日军暴行、标签化大屠杀以服务美国战略需要、聚焦中日关于大屠杀的论争、映射大屠杀记忆在多元文化中的再现等不同主题，折射出大屠杀记忆在国际传播中的工具化、意识形态化色彩。
 

三、 文本、阅读与实践
 

      阅读史是新文化史潮流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上述亨特主编的那部论文集中，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撰写了“文本、印刷、阅读”一文，文章开篇便借一位西班牙作家之口提出了阅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样的文本何以会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形成不同的观点，并成为意见分歧和论战的导火索？在他看来，只有从文本本身、编著者对文本解读方式的规定、文本的物质载体与读者实际阅读行为的互动中才能找到答案。以阅读过程为依据，阅读史包括三个方面：文本的生产、流通及最终到读者手中的方式；读者的阅读行为、方式和心态；阅读对于个体、社会和历史的影响。近年来与抗日战争相关的阅读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毛泽东等领导人论著的创作、传播、阅读和接受上，同时也涉及中共文件和报纸的学习和阅读。

      李金铮较早将阅读史方法引入中共革命史和抗日战争研究，细致考察了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读者群体的构成、读者获取报纸的渠道、读者阅读报纸的方式方法以及阅读的反应和参与等，勾勒出一幅立体的阅读史图景。作者还从方法论角度指出，党报阅读史与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史不同，它“是一部读者与报纸、与党政军联动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塑造阅读的政治史”，研究者可以从中探寻政治塑造阅读、阅读促进政治的路径。金伯文主张从流通、阅读、接受等方面研究中共革命理论的阅读史，读书笔记、阅读感受、人物日记、自传、回忆录、中共政治学习的书目和教材等都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他细致考察了1942年以后中共中下层干部以“二十二个文件”为中心的“读文件”学习活动，关注文件在干部学习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进而呈现出中共所倡导的“学”与“用”的内在联系。

      《论持久战》是抗战时期毛泽东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章，1938年7月在《解放》周刊发表后被多次转载并发行了多种单行本，有力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学界对这篇著作早有许多研究，但是在引入广义的阅读史视角后，仅《抗日战争研究》就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分量、有新意的论文，深化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与认知。

      桑兵关注《论持久战》之“前史”，认为持久战思想早在1914年已出现于中国军事学领域，此后德国总结一战经验的军事著作也对中国的持久战思想产生了影响，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国人更同声呼吁持久抗战；相比之下，中共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持久战战略方针更为丰富具体、切实可行。杨奎松结合西安事变后政治军事局势的变化以及毛泽东本人阅读马列理论著作和军事著作的经历，探讨毛泽东《论持久战》所阐述的战略思想具体是如何形成的，认为其写作与此时仍未解决的党内争论密切相关，主旨在于通过宏大视野和中外历史比较说明中国抗战为什么能取得最终胜利。金伯文考察《论持久战》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阅读与接受情况，强调不同层级干部接触该文有不同的渠道和方式，中高级干部被要求自修并深入研习，下级干部主要通过教材与课程，在基层的社会教育和战士教育中则会简化其核心观点。《论持久战》的宣教、阅读和接受渗透着阶级观念和马列主义价值观，也暗含对“持久战”话语权的争夺。

      毛泽东论著在国统区、沦陷区乃至国外的译介与传播，也进入了学界视野。程美东等人关注抗战期间《新民主主义论》的跨域传播，指出该文发表不久即开始向沦陷区和国统区传播并引起巨大反响。日伪政权对其严加查禁、阻挠传播，并唆使文人政客发起攻击；国民党人则极力以三民主义否定新民主主义，并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步骤论等问题与之展开论争。孙道凤等人将眼光转向《论持久战》在战时日本的译介与传播，梳理了日本媒体、军方和政府以节译、摘译、述译、编译、全译等方式对该文的介绍情况，比较了不同机构译介该文的不同特征以及各方态度随战局推进而发生的变化，认为《论持久战》在日本的译介与影响从侧面证实了中共战略判断的准确和成功。

      毛泽东论著及中共中央文件的传播、阅读、学习和接受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政治实践，它与中共组织机制高度契合，共同形塑了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政治文化。与前述聚焦流通过程和阅读行为的研究不同，黄江军考察了毛泽东著作伴随中共高层政治地位调整和自上而下的学习机制而逐步经典化的过程，并由表及里地探讨这一过程与中共政治生态的密切关联，阐述其对于理解中共政治文化和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共党内民主生活的主要实践方式，被视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两位青年学者从政治文化角度入手，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了深入探讨。赵诺利用晋冀豫一地委1941—1943年间的自我批评会会议记录，细致分析中共自我批评会的程序、形式和内容，认为在整风运动兴起和发展之际，自我批评会在程序上出现了严格化、政治化、外在化的趋势，重点解决干部思想掉队和上下级关系问题，逐渐成为一种常规性精神动员形式，有效促进了干部思想改造和干部群体内部的关系调整。黄江军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中心展开对整风运动技术史的讨论，指出整风运动的推进有赖于干部教育、干部审查等制度基础，离不开充分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文化的效用。经由整风运动，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进入中共政治生活，从处理党内斗争的机制转变为思想改造的利器，正是在组织和个体围绕这一机制展开的频繁互动中，思想改造得以触及个体的心灵。
 

四、 战争、日常与情感
 

      自20世纪上半期年鉴学派兴起，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便逐渐进入历史学家尤其是社会史家的视野，成为其批判传统政治史的重要一环。及至新文化史兴起，日常生活又被赋予了意义和情感的维度，历史学家不仅要探究底层民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还须关注他们的思想心态、情感体验，如此方能呈现相对完整的小人物的历史。将日常生活史引入抗日战争研究，对两者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因为抗日战争是一个非常态的大变局，社会急剧变动，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经历着不断的破坏和重建，研究者要去探究和再现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而是战争的日常、革命的日常、非日常的日常。为此，黄道炫主张抗战研究者“倾听静默的声音”，利用日记、笔记、书信、照片等民间文献以及调查材料和各地的争讼材料，并通过研究者的想象和共情，加强流亡迁徙史、灾荒和被难史、民众负担史、女性史、民众观念史等领域的研究，让普通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宋弘提出“革命日常史”，包括组织与群体的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闲暇娱乐、精神观念、情绪想法以及中共革命的日常面相，即通过日常来深入理解中共革命进程中的具体运作机制。

      所谓日常生活，首先是普通民众的日常。李军全以春节为中心考察华北根据地的民俗改造问题，聚焦“春节革命化”和“革命化春节”两个层面，前者是指中共政治文化通过革命宣传、政治活动、文娱创新对春节民俗文化的介入和改造，后者是指经过改造的春节文化呈现出革命化的特征，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传统的韧性。杨豪从阶层、情势和个体视角出发探讨华北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的入党动机问题，指出农民入党动机中民族意识、阶级觉悟、好感和感恩、个体诉求等因素相互纠结、共同作用，折射出中共革命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特征。

      历书具有构建社会时间和政治时间的功能，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广泛影响。朱文哲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中共各根据地发行的新历书，指出中共历书不同于民国以来政府推行的官定历书，将民俗改造与革命动员融为一体，在保留民众使用旧历习惯的同时又将新历时间贯穿于革命动员过程，实现了“变俗”与“变政”的融合。他还探讨了伪满洲国制定的时宪书及其特点和功能，指出其内容包括时间表达体系、社会政治事项、民间信仰习俗三个方面，试图将日本的殖民同化构想植入其中，构筑“日满一体”的时间秩序，以“化民成俗”实现“王道政治”。

      与此同时，在抗战这样的大动荡时期，军人、干部、公务员、知识分子乃至在华西人等不同群体的生活状态和个体经验同样值得关注。

      黄道炫以干部日记为核心材料，探讨了中共为保持自身战斗力而对干部和军人实施“二八五团”婚姻限制的相关情况，以及在此过程中惩戒与抗拒、诱导与皈依的复杂关系，婚恋由此成为个人与集体、个性与党性碰撞和交融的焦点之一。他还从自我反省、集体反省、树立大我等方面探讨“整风运动的心灵史”，指出共产党人的集体主义逻辑、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革命阵营的新风尚，都支持着整风任务的落实，造就了整风的一代，也深刻影响着此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和气质。

      宋弘探讨全面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士兵的身体健康，也关乎中共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中共采取动员与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注重士兵个体卫生习惯的养成，一方面加强对环境和公共卫生的管理，进而增进了军民关系、提升了战斗力。吴敏超梳理1941年4月绍兴沦陷的来龙去脉，进而探讨抗战中期前线国军的军纪士气、地方社会的战时变迁、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以及军政关系的演变，指出国军长期驻守一地产生的军风纪问题、走私问题日益严重，前线军政疲沓之情势在这一时期的正面战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近年来民国要员和知识分子日记、书信等史料的大量出版，为探讨这些精英人士的战时日常提供了重要依据。郑会欣以长期担任国民党要职的王子壮、陈克文二人日记为中心，详细描述了国民党高层公务员及其家庭在战时大后方的生活状况，包括衣食住行及娱乐消遣等情形，考察其所思所想，分析其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彼此生活差异的表现以及生活贫困化对中国政治生态造成的影响。他又以竺可桢、顾颉刚、朱希祖、吴宓、朱自清、闻一多、梅贻琦、熊庆来等民国著名教授的日记和书信为中心，描述了战时后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贫困化现象及对他们日后政治抉择所产生的影响。李有福以陈克文日记为中心，考察战时国民政府官员的饭局实态，统计分析饭局频次，指出饭局为陈克文维持和扩大人脉提供了特定的场域，使其得以借助地缘、业缘、学缘、派别、趣缘等纽带与各色人物建立密切的关系网。饭局中的人际互动和权力运作，也揭示了国民党政治亚文化的运作实态及其特质。项浩男以国民党基层干部黄体润的日记为中心，细致描述了他参加1937年7月第三次庐山暑期训练的思想与行为、体验与感悟，彰显大历史环境中小人物的心路历程，进而指出国民党抗战动员具有道德说教、注重权威、强调服从等特征，与中共的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了鲜明对照。

      既有研究还涉及其他类型和其他人群的战时日常。朱汉杰关注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青年奔赴后方的交通与体验，细致考察其路费获取、信息了解、行程路线、旅途体验、应付检查、过封锁线等各个细节，指出政府支持、各方帮助、日伪控制不严等因素促成大批沦陷区青年顺利奔赴后方，并在行程中锻炼了能力、塑造了民族国家意识。徐炳三以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美国人贝铁德（Clifford W．Petitt）的《上海纪事》为中心，探讨淞沪会战前后在沪西侨的经历与心态，这份文献描述了西侨努力自救并开展难民救助的情形，抨击了日军狂轰滥炸的侵略暴行，揭露了日本混淆是非的谎言，称赞了中国军民的斗争精神，彰显出这一群体的公义立场。
 

结　语
 

      以上从记忆史、概念史、阅读史、日常生活史等不同视角，对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的若干新进展作了简要述评。此外还有一些具有新文化史色彩的研究未能纳入上述类型，例如：1.身体史，如满永对革命“新人”塑造和身体政治实践的综述与反思；2.医疗史，如李恒俊对新四军外来医务人员之吸纳与改造的研究；3.空间史，如谭刚对战时重庆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及其象征意义的分析；4.物质文化史，如梁馨蕾对中共军队军鞋动员与保障机制的探讨。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深切感受到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对于抗日战争研究创新的重要意义，在此提出几点感想，就教于读者诸君。

      一是视野的拓展。新文化史之所谓“新”，是为了与局限于精英文化的传统文化史划清界限，其本身就是研究视野极大拓展的产物。诸如语言、心态、记忆、空间、建筑、仪式、节日、身体、服饰、音乐、影像、纪念物等传统史学研究的相对盲点，皆可成为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前文的粗浅回顾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十多年前，《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曾提倡“大抗战史”研究，意思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抗日战争研究的范围：在时间上不仅要研究抗日战争本身，也要向前延伸到明治维新以来的中日关系史、向后延伸到中日双方对战争的认知和书写；在空间上不仅要研究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要探讨近代日本的内部变动及其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新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且发展了这种“大抗战史”理念，为抗日战争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二是学科的交叉。新文化史是在“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批评等诸多学科以及文化研究、庶民研究、后殖民研究等跨学科领域引入历史学而形成的一种研究范式，从一开始就具有显著的跨学科、多元化色彩。在本文介绍的这些成果中，可以看到来自政治学的政治文化分析、来自社会学的集体记忆理论、来自人类学的象征和仪式分析、来自传播学的传播与接受理论、来自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想见，在传统取向的研究越来越饱和、发掘新材料的空间越来越狭小的情况下，抗日战争研究持续创新的动力将主要来自学科交叉融合所激发的新阐释、新灵感。

      三是虚实的结合。和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研究一样，抗日战争研究始终坚持求真务实，强调可靠的材料、确凿的证据、严谨的论证，强调考证、辨伪、如实再现。相比之下，新文化史主张将概念、认知、记忆等主观维度引入历史研究，强调历史与表象（Representation）之间既紧密交缠又充满张力的辩证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新文化史的核心特征就是虚实结合。所谓“虚”，当然不是避实就虚，更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将客观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历史一”）与主观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历史二”）有机结合起来，藉以探寻更加立体、更有质感、同时也更为真实的历史。实际上，在题材和风格上看似务虚的新文化史，只有建立在极其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方有成功的可能。就此而言，新文化史研究不仅对抗日战争研究，而且对整个历史研究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