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５期，注释从略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辛刚
如此，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学校所作《人生观》的演讲成为引发思想争论的导火索。这篇短短4000多字的即席演说，虽未经过精雕细琢且有不少自相抵牾之处，但清晰表达出“东方文化派”在文化选择上的基本观点，即立足本国传统，并以会通中西文化的方法取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返本开新，进而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张君劢的观点引起丁文江的严重不满。在与张君劢私下辩论无果的情况下，丁文江致信胡适，恳请其提供必要的材料，供自己撰写批判文章。
胡适在闻讯后决意对张君劢发起“挑战”，借此赋予《努力周报》以“新生命”，并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一场大论战。丁文江、胡适等人之所以看重张君劢的演讲，是因为担忧其会阻碍“科学”在中国的推进尤其是误导青年——如果遵从张君劢关于人生观的论点，那么“世界上无是非……中国的改良也就没有了明确的方向；若青年受此影响，则中国改良的希望就渺茫了”。而丁文江、胡适等“科学方法派”改良的基本主张是强调现代化或西化，期盼的新文化倾向于西方现代文化。除基本理念差别以外，胡适与张君劢之间个人地位与观点的纠葛也是促使论战兴起的因素之一。胡适此前不久刚刚提出，“人类今日的最大责任与最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由此观之，张君劢的言论显得有所针对。
在胡适的支持下，丁文江很快写就《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旋即由代胡适主编《努力周报》的高一涵安排在第48、49期连载，并为此暂停“这一周”专栏的时评。可见，胡适等人十分重视此文的刊发，而“科玄论战”的大幕就此拉开。“科学方法派”由丁文江、胡适坐镇，依托《努力周报》及其副刊《读书杂志》等报刊发起攻击；“东方文化派”以张君劢、梁启超为首，凭借《晨报副镌》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报刊与之对垒。“在中国凡有点地位的思想家，全都曾参与其事。”
论战的迅速升温也与胡适直接相关。1923年3月28日，胡适写完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评论，并发表在4天后的《读书杂志》上。尽管胡适自视此文并非为参与论战而作，但却因敏感的发表时间引发诸位论战参与者鸣鼓而攻之。毕竟梁漱溟曾在1921年该书出版之后立即亲“奉一册请正”于胡适而“未见诲答”，却在约两年后由公开渠道收到颇为尖锐的意见。换言之，梁著本就被视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作，胡适在此时发表的评论又因其在思想界的名望和挑起论战的意图而产生示范效应。“唯物史观派”批判“东方文化派”的重要标靶正是梁著。
既有研究多认为，“唯物史观派”仅由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少数人物组成，只是在“科学方法派”与“东方文化派”的论战接近尾声时才登场，使“科玄论战”由“玄学”内部两派的论战“倒真的成为玄学（两派玄学）同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论战了”。有学者甚至将这两个阶段细化为三个时期。上述观点存在相当的合理性：“唯物史观派”在论战后期关于议题的论述更为集中、更具影响力。然而，此观点仍有罅隙，突出体现是对“唯物史观派”在论战前期的作为关注不够，这与其在此一时期关于议题的讨论缺乏系统性有关。在另外两派相互攻诘形成论战热潮的情况下，“唯物史观派”的声音愈显微弱甚或被湮没。问题在于，影响有限不能等同于没有介入。既有论调导致的一个主要弊端是，“唯物史观派”介入论战的规模在层累间被缩小，其在论战前期的行动与所面临的困境容易被忽视乃至被遮蔽。
“唯物史观派”对论战的介入程度的确有阶段性变化。在论战前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共党员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盛行的社会改造之风，更因为建立现代性革命政党的自觉，主观上并不想深陷“人生观是什么”“科学是什么”“人生观与科学究竟有无关系？如有，他们二者的关系究是怎样”等纯学理性问题的探讨。直至1923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还在号召：“只有以民主的联合战线，继续革命，打倒军阀及军阀背后的外国势力，才是救济中国的惟一道路。”正因如此，瞿秋白称：“我看他们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争辩实在打不着痛处。”恽代英也申明，做人的第一步是要懂得社会及改造社会最好的方法，改造恶社会比“去研究那玄远的甚么正确人生观”要紧十倍。但是，鉴于论战议题的重要性以及自身推行革命的现实需要，他们又不得不间或发表意见：1923年3月，瞿秋白撰写《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评判“东方文化派”，并谈及“科学无能”“科学破产”等问题；不久，李大钊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指出，“历史观与人生观亦有密切的关系”，而“马克思经济的历史观……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人生观”；5月，恽代英也撰文参与讨论。“唯物史观派”正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平衡中在一段时间内对介入论战保持相对克制的态度。但不可否认，论战伊始“唯物史观派”就对议题有所关注，并部分参与讨论。 
上述议决案在会议结束后的第5天刊载在《中国共产党党报》第1号，并下发全党。瞿秋白、杨贤江等中共党员还利用在《民国日报》《学生杂志》等刊物内部工作或与之联系的机会，发表“唯物史观派”的文章，制造舆论声势。至此，中共中央基本组建起以《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向导》周报与《中国青年》周刊等党报党刊为骨干，以《学生杂志》《少年中国》《新建设》《民国日报·评论之评论》《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为应援的宣传阵地，有力支撑起“唯物史观派”对论战的介入。其中，《新青年》季刊在创办宣言中开宗明义：要为改造社会的真理与各种社会思想流派辩论，继续《新青年》月刊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进行坚决斗争，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和帮助实际运动。秉持这一理念，《新青年》季刊自创刊就对论战议题有所关照，“批判了唯意志论、不可知论、实用主义等唯心主义的宣传，扩大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效果”。《中国青年》等党报党刊紧随其后，在出版后亦发表“唯物史观派”的论战文章，肩负起从“昏乱的思想统治”的“乌漫漫毒瘴中”解救青年的重任，引导青年走上“活动”“强健”“切实”之路，旨在“为中国前途开一个新纪元”。尽管因中共中央、出版机构所在地迁移以及财政、人力不足，《新青年》《前锋》《社会科学讲义》等部分刊物未能按计划定期出版，但是党报党刊仍然助推“唯物史观派”在论战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向中国思想界、舆论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选择。
由此，“唯物史观派”对论战的介入，留下中国共产党组织活动的清晰痕迹。除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外，李大钊、恽代英、萧楚女、董亦湘、林育南、沈泽民、茅盾等至少有23位中共党员或浅或深地参与了论战（参见表1）。他们以党报党刊为主要阵地，发表长短文章共100余篇，构成“唯物史观派”的主体。施存统等人以介绍相关书刊的方式，间接予以响应和支持。此外，一些团员以及接近中国共产党的人士也参与其中。
与上述两派不同，“唯物史观派”介入论战是为推行国民革命，有明确的文化选择取向和实践指向，依据党报党刊尽力在议题设置中辩论中国文化的“路向”问题。为此，“唯物史观派”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梁漱溟等人。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将“意欲”当作内在动力划分出三种人生“路向”与文化：一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采取奋斗的态度，对应西方文化；二是遇到问题不求解决，采取调和持中的态度，对应中国文化；三是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采取禁欲的态度，对应印度文化。“三个路向”问题是“梁著的扼要处”，引起争议最大，所受批评最集中。胡适、吴稚晖等“科学方法派”虽在论战初期对中国文化“路向”问题有所关注，但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埋没在人生观问题的“枝叶”之中。
而“唯物史观派”随着介入论战程度的加深，把辨析的重点引向该问题。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刊载的几篇文章，实质上试图进一步将中国文化的“路向”问题嵌入议题设置。瞿秋白在发刊词中称，“东方文化派”所主张的“否认科学”只是在唱“高调”，是无法肃清帝国主义渗入中国社会生活所导致的“繁杂淆乱”现象的一种“假清高”。他认为，即使中国文化已经被帝国主义攻破，我们也决不能歌颂西方文化，而是要依靠真正的道德与科学颠覆“东方文化之恶性”，“保障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而“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是将“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实际运动。在稍后出版的《前锋》第1期上，瞿秋白继续批驳歌颂西方文化的人，看似是“有用的人”，实则“外国化得害利，心肝脾腑都浸在‘欧风美雨’里，对内可以居奇，对外只配舐痔”，自然“讲不到什么文化”；与之相反，一班“无用的人”之所以“张口纲常闭口道德”极力推崇“东方文化”，是因为自身“寄生虫的生涯堕落到不堪”。在《中国青年》刊载的《猪八戒小说》中，他将前一派比作“向西走”的孙悟空（西方文化肯定者），将后一派比作“向东走”的唐僧（印度文化肯定者）与猪八戒（中国文化肯定者）。小说甚至还沿用了胡适的比喻，只是孙行者由“仍旧不曾跳出赛先生和逻辑先生的手心里”的张君劢变为胡适。邓中夏也借《努力周报》停刊之机，在《中国青年》第3期发表文章，评说《努力周报》的“功罪”：其“功”是“最近几月把张君劢梁漱溟的东方混乱思想打倒”，其“罪”为“公然认定封建军阀局势之下有实现好政治的可能……其所造罪恶并不在梁启超章行严之下”。这些文章与胡适、梁漱溟等人的文化“路向”主张针锋相对，阐明了“唯物史观派”文化选择的基本逻辑：帝国主义的侵略并非“东方文化派”的主张所能应对，只有在科学方法指导下进行革命实践，才能在保持民族文化的同时开辟新文化的路向。
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召开以前，党报党刊所刊载的“唯物史观派”的文章较多结合党、团宣传的现实需要而各自为战，导致对论战的影响相对有限。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召开，使这种状况得以改变。会议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在论及“反对东方文化派”时还指出，“东方文化派”是幻想、退步的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则是个人主义、伪慈善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该宣传为斗争而互助，斗争则是为将来全人类之互助。议决案为党报党刊深度介入论战确定了指导原则，并再次宣示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选择的核心主张——既反对全盘接受传统文化，又反对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推动革命实践，以斗争求得中国文化乃至全人类文明的出路。按照这一指导原则，“唯物史观派”借助党报党刊，在反驳“东方文化派”以及“科学方法派”的基础上越发系统地阐释唯物史观，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视野出发，推动论战议题向中国革命现实问题转移，解决中国文化的“路向”问题。
与此同时，蔡和森、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开始密集讨论中国文化的“路向”问题。蔡和森将“东方文化”称之为“不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无抵抗主义”。李大钊希望持此文化选择的梁启超、章士钊等中国思想界权威“翻然思反”，“与我们携手提撕，共到进步的大路上去”。陈独秀也有类似的期许。他指出，丁文江等人的论述仅仅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其思想根柢与张君劢等人走的是一条道路；“攻破敌人大本营”需要胡适等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在论战中，虽然陈独秀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理解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形式主义的问题，却鲜明地提出了“唯物史观派”的主张，即在反对“东方文化派”时可暂与“科学方法派”结成联合战线，但中国文化“路向”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唯物史观派”以这样的思路在党报党刊上围绕中国文化“路向”问题详加诠释，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中国文化“路向”问题与俄国革命道路相联系。俄国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文化选择转向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李大钊多次重申，俄国精神“实具有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陈独秀同样曾对俄国精神推崇备至。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并加入共产国际以后，俄国经验是看待和处置中国问题最主要的参照。针对张君劢的诸多质疑，如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何会早于资本主义更为发达的英国等，陈独秀回应道：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各有特殊原因，与马克思所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一般趋向”是“两件事”；俄国的革命家不是“玄学家”而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未尝妄想一革命便能够将私有财产完全废绝”，现在的新经济政策“并未翻云覆雨”。
针对吴稚晖认定共产党“反对物质文明”的偏见，瞿秋白指出，现在中国“科玄论战”的有关议题，在30年前的俄国就引起过激烈争辩，那时与吴稚晖持相似态度拥护物质文明者，正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派即共产党的前身。他进一步揭示，当时在俄国被看成社会主义劲敌的托尔斯泰，比今日中国的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张君劢等“东方文化派”的态度更加坚决。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论”、张君劢等人的“玄学”支配人生观与托尔斯泰抛弃物质文明、回到“草昧时代”的思想主张一样，错误根源都是“封建时代生产方法和技术内容的反映”。恽代英也告诫青年，不要随便去谈“什么主义的玄学”，不能生吞活剥“几个食而不化的新名词”就去“卖弄风骚”，而要学习列宁，重视中国的实际问题，树立正确的革命观念与信仰。“唯物史观派”在与其他两派争辩中国文化的“路向”问题时，刻意以俄国经验论证中国共产党文化选择的可行性与合理性。结合党报党刊出版的“共产国际号”“列宁特号”等专刊，“唯物史观派”在文章中暗含号召“走俄国人的路”解决中国文化“路向”问题的用意十分明显。
另一方面是突出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唯物史观派”在驳斥“东方文化派”的保守主义、提倡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也否定迷信“科学”救国的观点，倡议加强对社会科学的学习与研究。萧楚女认为：“一切学问都是研究社会学的工具。”恽代英在《学术与救国》一文中提出：“一个国家要拨乱反正，转弱为强，必定有他应遵循的途径。我们要在社会学者的理论中，古今中外历史的教训中，去找出这种途径”，“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技术科学重要得多”，因而不能“沉睡在科学救国的迷雾里”。因该文被质疑“鄙薄学术”而引起广泛争论之后，恽代英又发表《再论学术与救国》。他认为，因为“中国的病象太复杂危险了”，所以无论是“唱京戏”还是研究“科学”（不包含社会科学）、文学、“玄学”都无法救国；想要收到救国的成效，须研究救国的学术，即社会科学。所谓救国的社会科学，实际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对此，《新青年》季刊发刊词中早已申明，现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派别，并且与世界革命实际运动联系最密切的，“就是共产国际”。事实上，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社会科学出发来理解与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在反驳张君劢关于社会革命家不承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而只强调个人意志等偏见时，瞿秋白指出，社会现象存在因果联系，研究社会科学应采取“原因论的方法”而不是“目的论的方法”；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瞿秋白在呼应党报党刊论点的同时，还借助《东方杂志》在舆论界的地位扩大党报党刊的知名度。因《新青年》第3期迟迟未能出版，他在《社会科学讲义》第1集上发表《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两篇文章，一边仍以“目的论与原因论之间的争辩”直接针对张君劢的观点进行解构，一边从文化史方面着手分析哲学中的唯心论与唯物论，并介绍唯物主义的“互辩律”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稍晚，他在上海夏令讲学会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在将共产主义定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根本方向的理论预设下，剖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哲学、科学等方面的产生、变迁与将来，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驳斥“机械的唯物论”“章行严的囚笼”“张君劢的昏梦”“胡适之的轮回”，重申阶级斗争的指导者在思想、经济、政治斗争中要具备真正的社会科学智识。
此后，党报党刊刊载《怎样研究社会科学》《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为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编》等多篇文章，推介所谓的社会科学，并摘录转载正在莫斯科考察的北大教授陈启修致蒋梦麟的信。该信着重介绍“新俄的社会科学教育政策”，建议有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者赴俄留学比在西欧留学更有益，因为发源于俄国的“新社会科学”更符合帝国主义国家与被压迫国家在经济、政治上相对立的世界发展趋势。以“真正的社会科学”或“新社会科学”为依归，“唯物史观派”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不是空间上的而是时间上的，问题的症结所在是科学与物质文明“被囚于资本主义之下”，根本解决之道是“走工业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唯物史观派”对中国文化“路向”问题的思考是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革命道路紧密联系的。
到1924年8月，随着陈独秀等人与胡适的关系再度恶化，瞿秋白对实验主义的批评愈发严厉：与马克思主义注重的是科学的真理而非利益的真理不同，实验主义“决不是革命的哲学”，因为其只认可“有益的方是真理”，从而导致“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唯物史观派”终于以解决中国文化“路向”问题为突破口，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出场，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选择。只不过这时，论战各派愈加按照自己的文化选择及现实需要而自说自话：“吴稚晖有吴稚晖的思路，胡适之有胡适之的思路，陈独秀有陈独秀的思路，各人的立场既然不同，他指出来的途径，自然也不同。”各方之间难以对话与互动，围绕中国文化“路向”问题的言说终究走向不同的层次或路径。
论战虽然结束了，可是“唯物史观派”凭借党报党刊形成的社会舆论作用却刚刚开始。陈独秀等人在论战中对其他两派的批评，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确是较当时输入中国的、以及中国原来固有的其他哲学要高出一筹”，极大地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力。汪孟邹在编纂完25万余字的论战文集，特别是在读过胡适与陈独秀的两篇长序之后说：“我最欢喜陈仲翁驳张君劢的一大段……那时真很想多多地读一些社会科学的书籍才好。”显然，这种“最欢喜”来自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切中时代脉搏的思想见地。张君劢在10年以后回顾论战时列出的最具代表性的三篇文章，其中也包括陈独秀这篇提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序文。王礼锡则断定这场论战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社会发生作用以来中国思想界发生的第一场激烈战争，促使唯物史观成为一般人的思考工具，引领中国思想界与中国民众的关注点由“普遍的真理”问题转变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
“唯物史观派”坚持从“中国人民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国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险到了极点”的现实出发，避免过分陷入“科学方法派”与“东方文化派”纯理论的论战，依托党报党刊，以马克思主义可以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实践理性，认识和回答中国文化“路向”问题，提升了中国共产党文化选择的认同度，为其在实践中坚持和落实打开了空间。
到1922年6月，双方关系日益恶化：胡适为鼓吹“好人政府”写就《我们的政治主张》。不过，中共中央不同意公开声援，并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直言不讳批判“好人政府”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力主改造时局应以推翻军阀统治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为目标，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双方之间的正式争论从此开启。
中共中央虽然准确言中“好人政府”的结局，但贯彻自身主张的过程却充满曲折。面对中共中央所在地迁回上海后的被动局面，为继续贯彻共产国际东方战略推进国民革命，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采取联合胡适一派的策略。双方的主张迥然有别，毕竟在反对“东方文化派”的复古倾向与改变混乱时局的迫切愿望方面意气相投。
“唯物史观派”遂通过党报党刊为争取胡适造势。1923年7月1日出版的《前锋》创刊号刊发了陈独秀的文章《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第一次郑重提出建立新的联合战线。文章认为，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等人只是“一只脚或半只脚踏在近代思想上面”，“一只脚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而仅有胡适才真正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胡适推崇的实验主义虽然与唯物史观差别很大，但是为扫除封建宗法思想则有必要联合。陈独秀还罕见地称赞胡适的国学，作为争取其加入联合战线的策略。在《前锋》第2期，陈独秀再次结合国民革命的需要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联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他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而不坚守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因而，既要看到其依附军阀作恶的一面，又要看到其对于社会现状不满的一面。即使其中一些幻想社会改造的非革命分子提出“东方文化”“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也潜藏着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决定目前只有各阶级联合起来的国民革命才是可能的。通过党报党刊，陈独秀向胡适等社会各界不断阐释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及其实践指向。
为响应陈独秀的观点，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6期发文称，因现在的中国新式产业发展尚不充分，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仍有必要联合起来向封建主义进攻。换言之，代表劳资两阶级的“唯物史观派”“科学方法派”仍有必要联合起来向代表封建思想的“东方文化派”进攻。这实际上依旧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说明为什么“唯物史观派”可以与“科学方法派”联合并要坚决反对“东方文化派”，却在不经意间揭示出前两派在文化选择上背道而驰的根本原因以及终将分道扬镳的结局。
在《中国青年》第15期上，邓中夏再次刊发《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一文。他指出：陈独秀在《前锋》上提出联合的口号，目的是扫除封建宗法思想。面对“现在中国这乌烟瘴气的思想界”，“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方法派”不仅必要而且应该结成联合战线。联合的范围则需扩大，以便向反动思想势力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等人分头迎击、一致进攻。联合的友军可以包括：以郭任远为代表，主张绝对一元论的行为派心理学家；以孙中山为代表，试图用革命手段和“训政”方略实现政治主张的三民主义政治家；一些“渐渐儿亦有新的醒觉”的进步青年作家；觉悟的平民主义青年教育家。联合的基础是这些友军在根本观念、方法、态度与效用上有“唯物的”“实验的”“革命的”“社会的”等约略相同的几点。邓中夏在“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方法派”两派的联合中加入四个友军。对此，不应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设方面去寻找原因，更为合理的解释是：“陈序激起了论争后的论争”，“为推动建立思想上联合战线开拓了新的思维空间”。萧楚女同样以“时代精神”的名义，批判“东方文化派”等非社会主义派别，并从意识形态层面解读国民党改组的原因与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选择及其实践指向得到进一步阐释。
为在实践中落实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唯物史观派”除在既有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进行论述与呼吁之外，还与胡适尝试联合创办新刊物《努力月刊》。在《前锋》创刊之时，作为该刊及《新青年》季刊的主编，瞿秋白在党的三大以后受陈独秀委托，携带两人共同署名的信绕道杭州专程拜访胡适，以修复关系并表达联合的诚意。在信中，他们称《前锋》体现了“我们最近思想变化之表现”，请胡适“切实指教”，“不客气地指示其缺点”。胡适则在日记中称：“仲甫近来的议论，颇有变动，似稍有觉悟了”，其“有一信，态度似很恳切”。他将《前锋》样刊上陈独秀的《国学》与《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两篇文章剪贴于日记中。中国共产党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对胡适有所触动，双方在思想上有了相互接近的转机。
1923年10月4日，胡适离杭赴沪，而“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作总统了”。这意味着从实际操作和国内局势两个方面，都出现有利于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转变。胡适来沪的主要原因是由高一涵代为支撑的《努力周报》约稿困难，相关同人遂商定停办。9日，他致信高一涵等人，比较详细地解释其中缘故：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只好“另谋换一方向僇力的办法”。而过去25年，只有《时务报》《新民丛报》《新青年》月刊三个报刊“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新青年》月刊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使命却不幸中断。以后的“大事业”则在于扩充《努力月刊》，使其继承《新青年》月刊未竟的使命，经过20年不懈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凡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都应该尽量欢迎他们加入”。这封给几位挚友的信，映照出胡适理解和接受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提议的程度与动机。
双方合作的意向化为胡适与陈独秀之间的频繁接触，《努力月刊》的规程与宗旨得以逐步确定。陈独秀考虑到该刊将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亚东图书馆为分发行所，建议胡适保留文章版权，“以后可自由在别处汇出单本集子”。该刊第1期的组稿工作稳步展开，出刊广告在《读书杂志》《努力周报》《晨报副镌》等刊物登出。然而，在等待胡适指定的主编张奚若从欧洲回国期间，《努力月刊》的命运却突生变故。先是有读者致信《晨报副镌》，询问该杂志为何迟迟未能出版。因胡适在北戴河养病，高一涵“不得不越分回答几句话”，却在“言归正传”之前讲些“闻言”，将胡适为“穷朋友”争取的稿酬描述成商务印书馆争得版权后板起资本家面孔的施舍，并称为“三块钱至五块钱”去替那些持有商务印书馆股票的人挣红利而感到“心中总有一点痛”！高一涵使用“资本家”“挣红利”等相关表述，从一个侧面反映“唯物史观派”借助党报党刊所产生的影响。紧接着，陈独秀发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反对把义和团看作“野蛮的排外”和“少数人之罪恶”两种观点，宣称义和团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不减于辛亥革命”的重要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陈独秀发表此文的用意，就是想在中国思想界为反帝国主义的情绪正名，以便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为此“甚至抹去了排外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
看到上述两文后，胡适大为光火。他回京后一边致信高一涵，指责其“但求一时的快意，而不顾事实的不符”，直陈“办一个有资本的杂志，像美国的《新共和》，那是我十年来的梦想”；一边致函《晨报副镌》，公开澄清稿费问题，以“今日那班处处畏资本家的阴谋的人”指代陈独秀，称其“颂扬拳匪”是“翻手为云覆手雨”的“讼棍的行为”，甚至不无失望与谴责地感叹，“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毕竟仅仅在几年以前，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在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时，批判义和团所代表的是一条“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胡适从道德的角度出发看待陈独秀观点的变化，是刻意回避后者在文化选择上的转向。而关于资本、义和团的认知与评价，再次清晰表现出“科学方法派”与“唯物史观派”之间在文化选择上的鸿沟。到1925年火烧《晨报》馆事件发生时，胡适终于忍不住直接致信陈独秀，指明双方“最大的不同”，并“实在有点悲观”地写道，尽管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但是如果任由类似“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造成“不容忍的风气”，那么，“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胡适所言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舆论攻势之凌厉，而《新青年》同人的“我们”至此彻底变为“我”和“你们”，以至于“简直要做仇敌了”。总之，“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方法派”龃龉再起，导致颇具象征意义的《努力月刊》功亏一篑，陈独秀等人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努力前功尽弃。
要言之，“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方法派”虽在反对“东方文化派”的立场上同声相应，但在应对方案即中国文化“路向”问题上存在根本差别。胡适等人终究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信徒，主张以实验主义的宣传教育实现思想革命，而陈独秀等人则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自觉把唯物史观用作理论批判的武器和推行革命的指导。论战甫一结束，胡适自恃两年来一直主张召开和平会议，仍然认定会议式研究时局的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主动参与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体现其与梁启超等人炒作“科玄论战”的现实动机。然而，胡适的做法未能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反而引来无数非议与斥责。他与丁文江等人在文化思想上的努力，未能改变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政治上边缘化的颓势，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化选择在中国行不通的一种注解。
与胡适探索体制内的改良之道不同，寻求以体制外路径改造中国社会的“唯物史观派”介入论战的初衷是，推动商人、农民、工人、学生等“平民”联合起来，为“真正独立自由的中国而奋斗”。他们根据自身诉求借论战之题，发挥马克思主义之实，通过党报党刊用唯物史观解释人生观、论说中国文化“路向”问题，服务于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动员。这场思想学术论战与阶级政治斗争的关联由此越发拉近，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赛先生”的代称，并日益作为科学得到人们的理解、接受和信仰。“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与科学（唯物史观）成了一个东西。”此后，中国共产党愈加注重党报党刊的建设，并以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为号召，按照马克思主义文化选择的实践指向掀起国民大革命。也就是说，尽管“唯物史观派”未能按设想以胡适为主要联络对象结成“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但是对论战的介入尤其是明确的实践取向，凸显出唯物史观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理论力量，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选择，是实现由思想论战到革命动员的重要一环。
就论战本身的过程与影响而言，中共中央调整和构建较为合理的党报党刊布局，是“唯物史观派”介入“东方文化派”与“科学方法派”思想争锋的重要凭借。陈独秀等人抓住介入论战的契机，不断阐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唯物史观化解中国文化“路向”等社会问题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使自身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迸发出强大的思想引领力。明显的例证是，严灵峰等青年在“玄学与科学的论战也打动了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浪潮中，在《新青年》《向导》《前锋》《中国青年》等党报党刊的引导下，认识到推翻黑暗社会制度是找到个人人生出路的前提，开始“在实践的社会生活中去研究社会科学”，最终遵从陈独秀的意见，“先干国民革命，后干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以党报党刊的鼓动与组织为基点，逐步造就了一个“主义”指引革命的时代。
“科玄论战”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之争”持续激荡的产物：从洋务运动时期“体用之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全面向西方学习思想确立绝对优势地位，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化破产论”的兴起，中国思想界从未停止关于如何对待自身文化、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省思与论争。“科玄论战”在讨论人生观应受“玄学”抑或“科学”支配的背后，触及中国文化的“路向”即文化选择问题。“科学方法派”的主张是“西化”，“东方文化派”则力求保持传统文化的主体面貌，而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为核心的“唯物史观派”则另辟蹊径，强调彻底结束中国的混乱状态、复兴中国文化、复活中华民族及至消弭资本主义造成的科学与人文的紧张关系，根本之途在“人类文明的再造”。而创造新文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兼收与改造中西文化，“唯物史观派”遂在理论和实践上初步论证与尝试自身的文化选择。
因此，尽管“唯物史观派”的观点与主张掺杂着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的理解，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坚守、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扬弃态度的坚持，使论战探讨内容不仅承担起在现代化启动阶段反传统的任务，还展现出面向现代化正确文化选择的方法论意义，烛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选择与建设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