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６期，注释从略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肖晓飞
过往学术界对于新四军南下北上和天目山战役做了不少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分析南下北上的战略背景、目的及意义；二是探讨三次天目山战役的具体经过；三是讨论战役指挥者的指挥艺术。上述研究对于理解该问题颇有裨益，但是限于各自的论题，呈现自说自话的特点，以致留下诸多缺憾：其一，既没有完整综合考虑国内外局势变化对中共中央战略制定的影响，也没有梳理清楚新四军出兵东南决策形成的过程。受时代环境和史料限制，还有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未能澄清，如中共中央是否从延安美军观察组处得知美军登陆计划，美军观察组是否要求中共中央配合在沿海地区登陆作战。其二，对于三次天目山战役，学界多孤立地看待战役本身，泛泛介绍战役来龙去脉，甚少将战略目标与战役相结合，亦较少注意到战役中战略目标和战术方案调整经过，实际作战中以军粮为代表的后勤供给的影响，尤其三者之间内在联系。其三，多从“后见之明”视角观察相关指挥者的战术。
本文着重考察新四军出兵东南战略目标制定经过，在执行战略目标过程中，三次天目山战役期间战略目标、战术方案、军粮供给调整经过，以及三者之间微妙而复杂的互动关系，揭示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掣肘的环境下积极、灵活地调适及其历史影响，以期丰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认为当前形势十分有利，为了“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从国民党方面来的可能的国内突然事变”，“应该在敌后扩大根据地与扩大军事力量”。实现对日反攻，赢得抗战胜利，并改变国共在国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成为今后主题。因此，中共中央作出两项重要决策。一是刘少奇、陈毅于6月23日致电新四军，指示第五师和第四师“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以使华北、华中、陕西连成一片。二是中共中央决定派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执行打通华北、华中、华南战略通道任务。这也是中共中央制定向南发展战略的由来。
虽然中共中央早在2月份就已获悉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进展顺利，有意向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但此时尚未决定开辟东南。6月25日，朱德接见英国记者斯坦因（Gunther Stein）时表示，各地中共军队能够随地帮助盟军登陆，并保护盟军侧翼。这更多是一种主动对外示意。中共中央也只是在给华南曾生、冯白驹等人指示中提到，英美军队“一旦接近中国南方海岸”，华南部队可予盟军以直接配合，“并可能获得他们一部分帮助”。至于出兵东南还谈不上。而8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在给华中局的指示中也只是要求在上海、杭州周围和沪宁线两侧发展游击战争，“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这仍然是6月份开展大城市工作思路的延续。
事情转机发生在8月中旬。8月15日，新四军第五师致电延安和新四军军部（以下简称“军部”），称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的代表欧高士抵达师部，来谈三项任务：一、以汉口、上海、广州为中心建立无线电通信网；二、由第五师向美军提供日军情报，以便轰炸日军后方补给线；三、由美军资助，“初步磋商在中国沿海各地，美国海陆军登陆，新四军与美军的共同作战问题”。中共中央随即将这一消息告知美军观察组。美军观察组于7月22日、8月7日分两批抵达延安。需要指出的是，美军观察组的初衷并非和中共中央探讨沿海登陆作战计划，而是和中国共产党接触，考察其军事潜力，以及搜集美军战略轰炸任务的相关情报。在重庆与美国驻华人员有接触的南方局也在此时建议，“为了配合盟军在中国东南部的登陆，与制止日寇和平攻势的危险，应迅速设法增强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力量，努力使这些区域控制在坚决抗战的力量手里”。18日，中共中央综合中外记者团、美军观察组和欧高士来访等情况，认为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今后政策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故而可以争取美军“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文化、政治、经济合作。一系列时局变化促使中共中央决定与美军逐步展开各方面合作。
21日，毛泽东复电第五师，同意设无线电网和提供日军情报，至于“美海陆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我们正与驻延美军观察组人员协商，准备一切”。同日，毛泽东致电军部，通报欧高士来访和美军即将登陆信息，称美军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远”，因此要求“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不难看出，较之8月3日电报，21日电报中的工作区域明显扩大，改为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考虑到实际情形，新四军准备工作是游击战争和大城市武装起义。
此时新四军在苏南正规武装仅有第十六旅，控制太湖西南岸宜兴、长兴一带。浙江有两支武装：浙东游击纵队和浙南游击大队，前者在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地区）、四明、金（华）萧（山）地区活动，后者在浙南特委龙跃等人领导下，活动于平阳、里安、泰顺一带。
8月26日，军部要求第十六旅和第一师“执行向东南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谨慎起见，采取逐步推进方针，第一步先进占浙西武康、安吉、吴兴之间，第二步向京杭国道以东，沪杭路以北，苏嘉路以西发展游击战争，为城市工作打好基础。此处的东南指苏南、浙西一带。9月1日，第十六旅报告军部，同意年底前派武装深入浙西地区活动，但该地区国民党军较多，要想“打开局面，非一个主力团不可”，仅靠苏南现有兵力不够。8日，军部将京沪线以东和沪杭甬线以东、钱塘江两岸部队情形报告中共中央。总体而言，除浙东外，各处兵力有限，力量较弱。军部正在执行中共中央要求，准备集中力量发展河南。中共中央部署似乎遇到了现实困难。
不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此时十分乐观。8月8日，衡阳陷落。同日，毛泽东告知王震、谭余保，“明年要反攻，我们要占大城市，华南根据地要很快建立与发展”，决定多派部队和干部到华南去。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林伯渠等人，要求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随后林伯渠于15日正式发出“联合政府”呼吁。中共中央还进一步提出，为了反攻日军，要公平分配美国援华军事物资，先是要求至少分得1/3，后提出按照抗战成绩，国共两党应平分物资。相比于上半年，中共中央的战略主动性、积极性大大增强。
9月底，中共中央又获悉浙江衢县、丽水、温州等地在日军进攻下沦陷。为了控制东南沿海，防止盟军登陆，日军于7月发动“浙东作战”，温州、福州等地先后失守。中共中央决定抓住时机出兵东南，进行新的大发展。9月27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明确提出“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具体如下：（一）浙东游击纵队分兵向南，进军天台山脉，相机挺进浙南，与当地龙跃部队会合，龙跃部中心任务是沿温州及浙闽交界力求发展；（二）苏南部队中心工作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深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形势，浙东区党委要加强游击工作以迎接苏南部队；（三）考虑到苏南现有兵力不足，从苏中抽调两个团和一批干部渡江南下，与第十六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这是中共中央出兵东南战略的真正由来，与8月份部署游击战争和城市武装起义完全不同。
面对中共中央雄心勃勃的战略部署，华中局有自己的见解。浙东武装战斗力不强，且遭到国民党军几次“围剿”，曾一度很困难，发展起来有难度。因此华中局于10月9日建议：（一）浙东游击纵队挺进浙南甚为困难，目前应相机恢复四明山，对南则暂采稳重、逐渐发展方针；（二）龙跃部队有分散游击经验，且对沿海情形较为熟悉，不向南面的闽浙边境发展，改向温州及温州以北发展，以便与浙东向南发展呼应，闽浙边境交由福建省委曾镜冰等人担负；（三）苏南局势已有好转，同意苏中两个主力团南下，先打开太湖西南及天目山地区，后分兵挺进浙东，沿海岸线南下，打通闽浙沿海地区。苏南任务方向不再围绕太湖周边，改为以浙西天目山为跳板，与浙东游击纵队打通联系。同时，浙南龙跃部向北发展与浙东相呼应，福建曾镜冰部向闽浙边境靠近。这是一个打通苏浙闽三省的战略规划，特点是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10月24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中局，表示新四军目前任务“是向南（苏、浙）向西（豫东、皖北）发展”，后者“现在只能逐步发展”，巩固后再前进，而美军登陆“时间可能很快”，故而要“十分注意发展宁波、杭州、上海三角区工作”。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军部，明确指出南下是“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该两项任务重大，先前部署仍有不足，补充几点新要求：（一）南下部队设立苏浙军区，粟裕、谭震林分别担任司令、政委，“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二）两个团南下势必不够，要准备从各师调兵增援，并派大批干部南下；（三）对各大城市和各区域工作要作具体布置。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粟裕曾先后执行“向闽浙皖赣挺进和在皖南、浙江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对苏南较为熟悉。谭震林曾在苏南领导抗日，也曾参与开辟三北地区和浙东工作。故而中央点名由粟、谭二人负责。但谭震林在淮南领导反“扫荡”，后来未能南下。
在中央指示下，华中局明确了自己的任务，目前发展方向一是向南，一是向西，“而尤当把向南作为我们发展的主要方向”。11月20日，在和第一师领导人商讨后，华中局报中共中央：决定第一步“进占吴兴、长兴、安吉、武康间之敌后地区”；第二步分兵“过富春江东进，与浙东部队打通联络，以求控制会稽山”；第三步“进占宁海以东之象山地区”，沿海岸南下与浙南龙跃打通联络；第四步相机进入闽东，“以打通至闽中曾镜冰处之联络”。同时，为了完成夺取沪宁杭等大城市，华中局对杭（州）嘉（兴）地区、苏（州）常（州）太（仓）地区、镇（江）丹（阳）武（进）和上海工作也作了新布置。至于苏浙军区，决定以粟裕、谭震林担任司令、政委，谭震林未南下前，由粟裕“统一指挥苏南浙江部队与苏南及浙江党的工作”。这一新部署共分四步，即努力打通苏浙闽三省要道，全面控制东南地区海岸线。
11月26日，中共中央同意华中局发展东南部署，考虑到安徽芜湖也在长江以南，所以要求第七师负责“开辟芜湖、当涂、高淳、南京地区工作，造成将来能够占领芜湖的条件”。并再次强调新四军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得电后，军部开始为南下做准备，派人到江边侦察渡江路线。
至此，新四军出兵东南的战略决策过程告一段落，这一战略目标堪称宏大，主要包括：打通苏皖浙闽四省，开辟新区域；逐步发展，控制东南沿海地区，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包围长江下游大城市，并相机夺取。此一战略称之为出兵东南更为妥当。1944年堪称中共中央军事战略重大转折的一年，由于国内外时局明显变动，其战略主动性、积极性空前提高，出兵东南是向南发展战略的一环，其具体任务鲜明地体现了中共中央的雄心与乐观。这一战略任务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目标，在抗战即将结束的阶段抓住时机发展和壮大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以便应对将来各种复杂局面。
苏浙军区所在地西面是皖南山区，东面是杭嘉湖平原，南面是浙西天目山、莫干山。此时浙西地区尚未完全开辟，仅有浙西特派员从事秘密工作，临安昌化曾有皖南游击队零星活动。浙西安吉、武康、德清、临安等地掌握在国民党军手中，杭州及其周边则在日伪军手中，形势复杂。苏浙军区要想与浙东打通联系，或向东打开杭嘉湖地区，过钱塘江南下，或向南突破天目山、莫干山地区，渡富春江东进。前者越渡不便，后者则须深入国民党军防区。无论何种方案，苏浙军区执行战略任务过程中，都是背靠老区深入新区。国民党军则对新四军活动高度警惕，1944年11月8日，蒋介石致电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称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不久即可实现，因之苏浙闽沿海各地及苏浙皖边区防奸工作更形重要”，要求三战区上下做好应对措施。12月底，顾祝同探悉到新四军在江边侦察路线，判断有三种动向：接应盟军登陆；包围夺取宁沪等重要城市；进入国民党军后方，建立根据地。顾祝同拟定《协助同盟军登陆前后防制奸伪活动办法》，主要包括在盟军登陆前，建立沿海军政一元化据点，“肃清”中共武装和地下党组织；盟军登陆后，加强与之联系，划分区域建立据点，利用伪军掩护，挺进城市近郊，巩固后方和新收复城市。可以说，在新四军渡江南下前，三战区已密切注意，准备采取各种手段加以阻击。这时三战区武装计有第二十三、二十五、三十二3个集团军，共辖7个军，另有苏浙皖挺进军4个纵队，忠义救国军4个纵队、浙江省保安团等武装。仅陶柳的第八十二军就有官兵29810人，兵力远胜于苏浙军区。
要想完成发展东南战略任务，必须打通浙西和浙东联系，制定打通路线的作战方案则是首要问题。苏浙军区经过侦察，得知在宣（城）长（兴）路以南和天目山以西地区，驻有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六十二、一九二师及忠义救国军、挺进纵队等武装，兵力雄厚。武康、德清西北、长兴西南，及泗安、安吉、递铺以东地区亦有国民党军驻兵，杭嘉湖地区仅“有忠救之行动队和地方土顽约两千人”。因此，粟裕拟定了两套作战方案，于1月17日报请军部。第一套方案是全力南下攻占孝丰及其周边地区，以便切断安吉、孝丰以东及武康、德清和杭嘉湖地区，进而打通浙东，其优点是速战速决，缺点是对手兵力雄厚，如无后续部队南下增援，战斗可能陷于僵局。第二套方案是第一纵队进入安吉、递铺以东莫干山地区，占领武康、德清及余杭以北，扫清该地小股国民党军后，分兵向东可深入杭嘉湖地区，向南可进至富春江，打通浙东联系。由于莫干山地区国民党军不多，依苏浙军区现有力量，此方案较有把握。对于对手可能的应对和战斗变量，粟裕也作了考虑，故而倾向于第二方案。
军部认为应采取稳健部署，同意第二套方案，这样有两点好处：（一）杭嘉湖地区财源充足，同时可与浙东打通联系；（二）中共中央最近通报抗战可能延续数年，盟军登陆亦有可能推迟，且东南国共两军数量悬殊，稳健部署寻求发展机会，于己有利。军部还提醒苏浙军区达成战役目的后，即适时分兵前往浙东，“以免丧失该方面的发展机会”，并建议加强皖南活动，以分散国民党军，策应浙西战斗。与此同时，浙东游击纵队经过商讨后，决定改变原来以巩固为主的方针，转为逐步向西伸展，以打通四明、会稽，靠近浙西，再求与南下部队连成一片。
鉴于此前中共中央强调将发展东南作为主要方向，尽量调兵南下，因此华中局一面询问粟裕等人，依据目前情况，屯集兵力上限如何，一面定于1月20日召集第一、二、三、四师负责人开会，讨论向南发展和坚持原地问题。2月3日，华中局将讨论意见上报中央：当前近况对开辟东南不利，一是国民党军在浙西兵力多且集中；二是“杭州、富阳敌后地区狭窄，我地下组织多遭破坏，大部队渡江较困难”，杭嘉地区敌后虽广，“但为敌伪清乡与水网地区，大部转移伸外不便”，杭州以东“江面甚阔，越渡较难”，打通与浙东联系难度较大；三是日军如进攻浙赣路牵制三战区兵力，“则对我大军东进发展浙江最有利”，但日军并无动作，且已放弃浙南永康、丽水、衢州一带。如能“集中主力求得在郎、广以南地区，与顽决战”，并歼灭一部主力，则可扫除东进障碍。面对这种情况，华中局主张目前“仍暂采取调动国顽，逐步推进的方针”，执行第二套作战方案，先进占吴兴、长兴、武康之间，再相机分兵渡江东进，与浙东打通联系。此时日军在东南地区主要精力用于防止美军登陆，正集中兵力打通粤汉路南线，对浙江地区开始采取收缩策略。而这一动向间接影响了华中局和苏浙军区的判断。
就在华中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之际，身处前线的粟裕打算改行第一套方案，向孝丰进兵。原因之一是部队军粮供给困难。年关将近，由于经济困难，部队“买粮筹款不够”，而在宣长路以南至孝丰一带，即使有钱也无粮可买。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后勤逐渐转向依靠根据地统收统支与供应部队道路，主要从根据地社会汲取资源。若部队向南渡江打通浙东联系，在浙西尚未开辟情形下，只有从苏南老区异地长途运粮至前线。莫干山距离苏浙军区驻地约80公里，较之孝丰与军区驻地的距离更长，且安吉至长兴间有国民党军封锁线，“粮食只便于运往广德、泗安以南，孝丰以北地区”，军粮供给无法跟上部队前进步伐。此外，粟裕考虑孝丰本地守军不多，如能攻占，“则以后之决战当在安吉、孝丰与广德间”，较之第一方案的莫干山地区更加宽阔有利，也便于今后控制天目山。不过，选择这一方案，渡江打通浙东联系的战略目标就势必推迟，且主动深入国民党军防区，“政治条件较差”，容易引起对手大举反攻，陷于连续作战。对此，粟裕也感到拿捏不定，故请示军部是否妥当。
军部对此方案弊端自然清楚，次日复电指出，“不要主动挺进顽区寻找决战”，建议如因粮食困难不能派军向莫干山进发，可先派小部队进入长兴、吴兴、武康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侦察情况，并“派一二个主力团迅速前往浙东打开局面”，同时分兵皖南，“确保苏南、皖南联系和大军转移的交通”。吸引调动对手到皖南郎广一带决战，趁机打通浙东联系，仍然是军部优先选项。究其原因，是由于郎广地区已初步开辟，地形开阔，背靠江北第七师和苏南根据地，“山地少，粮食有办法，群众条件好”，较苏南、浙西均好。
2月10日，粟裕遵照军部指示，指挥第一纵队主力进入莫干山地区，沿途清扫了日伪据点，开辟莫干山区。第三纵队一部进入皖南泗安、誓节渡以南，策应第一纵队。第三纵队一进入皖南，就引起国民党军注意，出动第六十二师、忠义救国军、浙江保安第二团、挺进第一纵队与之激战。国民党军将攻击重点放在皖南的第三纵队，正合粟裕战前估计，于是顺势改行第一套作战方案，在反击中夺取孝丰，这样既可以缩短运粮距离，减轻运送难度，“又可避免主动攻入顽区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我的不利，而收声东击西之效”。而第1纵队进入莫干山后发现该地区已全为敌后，不需过多兵力即可控制，粟裕决定留一部扫清当地残敌，其余迅速向西协同第三纵队作战。16日，第三纵队主力全线出击，国民党军开始溃退，第一纵队也在此时赶到，夹击国民党军，击溃第六十二师一部，占领孝丰。18日，第一纵队占领孝丰以南报福坛，并配合第三纵队歼灭西圩市、渔溪口、大小王坑一带忠义救国军。国民党军退往天目山。19日，苏浙军区部队抵达天目山告岭、羊角岭一线，在国民党军阻击下，退回报福坛以北。第一次天目山战役至此结束。
次日，即2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华中局此前多次请示发展东南意见的指示。综合近一个月来的电报和实际情形，中共中央指出，“积极布置南进，同时又根据情况审慎考虑具体步骤”完全正确，中共中央依然相信美军必然登陆，日军也很有可能进攻三战区，只是“大变化尚未到来，尚须稍有所待”。因此，出兵东南任务也发生重要调整，苏南、皖南、浙东部队“应就现地扩大及深入农村工作”，苏浙军区当前“暂不宜深入突进，以巩固现地，诱顽来攻为宜”，对国民党军进攻采取各个诱歼政策。同时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皖浙边工作，动员群众，减租减息，训练武装，培养本地干部，以便“在江南生根落脚”，还须派遣武工队去敌后游击，奠定夺取大城市的乡村基础，即使将来夺取受挫，“亦有稳固的退路”。而在这一调整后的战略任务下，江北部队在原地待机，4月后再定行期。至此，中共中央结合实际情形，对出兵东南战略重心和发展策略再次作出调整。
对于中共中央战略调整，粟裕等人认为“万分正确”，同时也有自己的看法。第一次天目山战役后，“新占领区纵横达百余里，干部极缺乏，兵力亦感不够”，国民党军正在部署反攻，不集中主力难以应对。此外，浙东地区“部队因无主力，骨干极弱”，如不迅速派主力前往，不但失去发展良机，且将增加今后困难。因此，粟裕等人建议叶飞仍如期南下。显然，粟裕认为既要应对国民党军反攻，又要尽快抓住时机打通浙东联络，均需大量兵力在手。这与中共中央、华中局的调整不符。
3月2日，华中局表示为避免“刺激敌顽双方”，叶飞、谭震林暂不南下，“赴浙东主力亦暂缓出动”，并再次强调要争取时间发动敌后群众，“布置隐蔽游击基地”。但是，粟裕仍坚持叶飞率部南下，因为日伪已在长江沿线多设碉堡，一旦据点增加，“恐长年累日亦难通过”，为了使华中局、中共中央放心，粟裕保证遵守指示，“不作过分刺激敌顽之行动”。面对这种情况，华中局再次斟酌南下问题，一面报中共中央请示意见，一面通知叶飞做好准备。收到电报后，毛泽东认为“在不向顽区突击引起不良政治影响条件下，似可许叶部出动，谭部仍留现地”。3月11日，中共中央同意叶飞南下，但苏浙军区总的战略任务不变，即“加强苏、浙、皖交界根据地工作为主要任务”，保证“在半年至一年内使群众工作能比较深入”，打定发展东南的基础，“大举入浙暂缓，静观变化”。
正当中共上下讨论叶飞南下和暂缓入浙时，国民党军大举来攻，第二次天目山战役打响。第一次战役失败后，为了“围歼该匪，规复孝丰”，国民党军调整部署，调集挺进第一纵队、浙保第四纵队、第六十二师、第一九二师、第五十二师、忠义救国军等部队分别从东南、正南、西侧、西北四个方向直扑孝丰，准备先击破孝丰及其附近新四军，再逐渐消灭广（德）泗（安）路以南新四军。作战定于2月26日开始，由于忠义救国军尚未集中完毕，攻击延至28日，后忠义救国军一部由桐庐赶至，须稍事休整，进攻又延至3月3日。
面对国民党军四面合围，苏浙军区决定先发制人。2月26日晚，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分别向孝丰东南的挺进一纵队和西南的第六十二师进攻，其中挺进一纵队不敌退往临安附近，而第六十二师顽强阻击，第一纵队退回孝丰。3月1日，挺进一纵队一部重新进出于孝丰东南，伺机合围。3日，国民党军除浙保第四纵队“未到达指定位置”，其余各部均已就位，按原定计划合围进攻。3至6日，国民党军各部先后占领孝丰外围地带。鉴于国民党军包围进攻重心放在孝丰西侧，粟裕决定“以各个击破对付顽军的分进合击，任凭几路来，我只打一路”，集中兵力先歼灭第五十二师一五六团和忠义救国军主力，再“视情况逐次歼击其他”，由一部在孝丰正面守备，另一部在孝丰西北阻击忠义救国军，主力待机由孝丰西南、西北两侧分别迂回包围国民党军。
3月6日晚，苏浙军区第一纵队一部向孝丰西侧忠义救国军反击。7日晨，第一纵队另一部向孝丰西南侧第一九二师、第五十二师一五六团出击，将其击溃。7日午夜，粟裕下令全线出击，第3纵队自孝丰西北南下，向西线国民党军左翼迂回，第1纵队西出孝丰进行穿插分割，国民党军迅速溃退。苏浙军区乘胜追击，占领东西天目山。第二次天目山战役至此告一段落。此后，国民党军多次派兵进扰天目山，均被击退，最终于3月底放弃青云桥和临安。经此一役，苏浙军区拿下天目山，在浙西局面顿时打开，占领“大小县份已有十个（广南、孝丰、安吉、武康、德清、吴兴、余杭及临安、于潜和长兴各一部）”。
针对第二次战役后的新形势，华中局再次调整战略任务，将打通浙东和闽浙联系重新提上日程。3月16日，华中局指示粟裕，要“迅速巩固已获阵地，并相机与浙东打通联系”，同时重申此前中共中央定下的半年至一年时间内扩大深入苏南各项基础工作。尔后，华中局指示龙跃，浙南面向浙东逐步发展蔓延，打通浙东、浙南交通。4月2日，华中局委托浙东转告福建曾镜冰，要求“利用一切可能与采取一切的方法坚持数月”，待形势有变后，派主力部队来闽协助发展。4月上旬，华中局指出“在敌攻势发动与顽大部撤退后”，苏浙军区可考虑第一步打通浙东，第二步相机向浙南发展，第三步派主力与福建打通联系。随后，在14日又明确告知苏浙军区今后有三大任务：发展全浙打通东南；普遍开展苏南、浙西隐蔽游击战争，并深入巩固原有根据地；加强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这样一来，苏浙军区战略任务又回到了1944年10月出兵前的设定。
与此同时，粟裕也在部署新的战略行动，准备尽快打通浙东联系。3月底，苏浙军区独立第二团向东占领德清洛舍镇，打开了杭嘉湖地区门户。粟裕决定一面派第三纵队一部“向东与浦南及海北打通联系”，一面打算分兵渡富春江进入浙东，做好两手准备。粟裕积极谋求分兵向东，除完成既定战略任务外，还有一层现实原因，即军粮供给困难。第一次天目山战役时，由于浙西地区尚未完全开辟，苏浙军区只能背靠老区深入新区，在老区筹集粮食后组织民夫运至前线，并因为国民党军封锁线导致的运粮困难，在战斗中顺势改变作战方案。第一次战役结束后，苏浙军区落实中央指示，开始在天目山和莫干山周边地区建立政权，筹集后勤资源。第二次战役打响后，苏浙军区采取就地筹粮和异地长途运粮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要求浙西新生政权筹集粮食，以及依靠当地保甲长和民众打开“积谷仓”（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田赋征实，农民缴纳稻谷除一部分充作军粮外，其余就地分散保存于公房或祠堂，称“积谷仓”），供应前线军队。另一方面，苏浙军区进一步动员老区，在苏南茅山、太滆、长滆等地征用军粮，组织当地民夫将粮食自西渚经宜兴、溧阳、长兴、广德等县运至孝丰地区。即使如此，战斗开始后依然发生粮食困难，有几个支队连续数日断粮，就连国民党军也探悉到苏浙军区“现粮食供应困难，各部务尽量向民间搬运积谷”。战役结束后，粟裕分兵东进杭嘉湖地区，“因为杭嘉湖是粮源充足的地方，打开这一地区，一方面分兵就粮，同时也为主力部队筹粮，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
4月23日，叶飞率3个团和地方干部300人抵达浙西与粟裕等人会合，所率部队改编为苏浙军区第四纵队。会师当天，粟裕报告军部，打通浙东联系已有进展，杭嘉湖地区和杭富余地区均已派部队活动，与金萧地区仅一江之隔。粟裕拟派第四纵队一部渡过富春江，主力仍留苏南，以防国民党军进攻天目山。粟裕还建议叶飞先过富春江到浙东，继而派少数武工队前往浙南，以便“加速完成控制全浙，打通东南之任务”。不难看出，粟裕希望尽快打通浙东浙南，以应对盟军登陆。25日，华中局同意第四纵队一部过富春江打通浙东，但在日军进攻浙赣路与新的战役到来前，叶飞与第四纵队主力“均宜暂留郎广以北休整待机”。显然，华中局还是主张稳步发展。
两次天目山战役体现了战略、战术、后勤在实际中不断调整的特点。为了实现出兵东南战略目标，必须先打通浙东、浙西联系。首战天目山前，粟裕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由于现实因素以及军粮供给限制，粟裕在战斗中顺势调整战术，改行第一套方案。其结果是战略目标实现将相应推迟。面对实际战果和国内外时局，中共中央、华中局调整南下任务，暂不深入突进，以巩固发展为主。但是，紧随而来的第二次战役的结果又促使苏浙军区任务回到最初设定。第二次战役时，由于主要战场在浙西，远离后方，苏浙军区开始尝试就地筹粮与异地长途运粮相结合方式应对军粮困难，供给模式亦因战术发生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叶飞率部南下增强了苏浙军区实力，无论是应对国民党军进攻，还是打通浙东联系，均有巨大助力，同时也使原本就供应紧张的军粮问题更加捉襟见肘。第二次战役结束后，苏浙军区曾有统计，除浙东第二纵队外，苏浙军区主力与地方武装共计19428人，叶飞南下带来4300余人，总数超过2.3万人，加之地方党政机关人员亦需吃粮，平均一天就需筹粮数万斤。军粮压力直接影响了苏浙军区接下来的行动。
因此，5月12、13日，粟裕连发三封电报，向军部陈述苏南、浙西粮食艰困情形，建议进一步分兵。12日的电报称，已派两个团回苏南打击当地抢粮日伪，准备将第一、三纵队主力配置于天目山，第四纵队再派一个团渡富春江东进，“以打开浙东敌后局面，与解决粮食的恐慌”。13日的电报表示浙东传来消息，兰溪、金华、新昌日军正在撤退。粟裕为防止日军撤退后，国民党军趁机进攻浙东游击纵队，建议第四纵队主力提前进入浙东，以确保浙东不失。由于美军于4月开始在冲绳登陆，日军匆忙调整部署，制定“光二号作战”计划，要求全力保障长三角地区，温州、福州、金华等地日军开始收缩。这一动向对粟裕的判断产生了影响。13日另一封电报中，粟裕请示攻占皖南宁国，打破国民党军粮食封锁措施，寻求粮食解决办法。宁国是战时皖南运粮通道，新四军南下以后，被国民党军封锁切断，因此粟裕有冲破封锁线的想法。三封电报均系因粮食困难而改变军事部署。
次日，军部同意再派一个主力团渡江，打开浙东敌后局面与解决粮食恐慌。但是反对进攻宁国，因为主动进攻“对我政治上是不利的”，此外宁国有坚固工事，易守难攻，如强攻损耗必大，且宁国“也非产粮之地，储粮恐不多”，难以解决问题，因而军部建议“可以采取分散就食办法”。
5月15日，粟裕等人告知华中局仅剩七日粮食，过去采用过多种办法如分兵就粮、生产节约、就地征发等均收效甚微。鉴于国民党军可能反攻，对苏南、杭嘉湖不能分兵过多，粟裕等人提议干脆“冲破封锁，打通粮道，为解决军民粮食之生存而战”。仍坚持攻打皖南宁国，开辟粮食来源。16日，华中局复电并报中共中央，认为日军要退出金华、兰溪，是欲阴谋挑拨国共内战，苏浙军区若主动进攻宁国，“在政治上特别不利”，万不得已时，“为分散就食而暂时放弃或丧失天目山部分阵地，也是可以的”，只要保存有生力量和敌后地区，将来仍有机会恢复发展。同时，华中局建议向皖南敌后产粮区分兵就食。
既然华中局明确表示为分兵就食而暂时放弃天目山亦可，粟裕等人不再坚持进攻宁国，转而决定“以战备姿态分兵就粮”。具体部署如下：第一纵队一部担任浙江于潜西北至富春江边防务，并控制富春江岸渡口；第二、三纵队向北开至宜兴、太湖边，打开税收和购粮工作局面；第三纵队留一个支队担任孝丰西南防务，一个支队担任皖南柏垫一带防务，并分兵游击就食，另一个支队开至郎溪南北活动，增加税收，购买粮食；第四纵队一部担任军区卫戍，两个营进入杭嘉湖地区，以打通浦东（注：黄浦江以东地区）联系。显然，粮食困难已直接影响苏浙军区战略部署和部队行动，并影响了后来的第三次天目山战役。
5月19日，苏浙军区第四纵队一部渡过富春江进入金萧地区，成功与浙东会师，“将两浙连成一气”，这一点很快就被国民党军注意到。此前两次作战不利，国民党军不甘失败，蒋介石于4月25、26日连发两封电报，要求第三战区“再研拟积极清除之办法”，“集结必胜兵力，统一指挥，迅速剿办”。国民党军遂重新调整部署，准备“以军事为主，党政为辅”，先消灭防线内及沿海沿江中共武装，再于沿海沿江建立以军事为主的党政军一元化据点，天目山一带新四军是先期消灭的重点。由于第二十八军陶柳此前指挥不佳，第三战区决定换帅，调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李觉担任指挥，在“浙皖边区及沿长江下游南岸、钱塘江北岸迄富春江至桐庐相连之区域”进攻新四军。
5月19日，苏浙军区第四纵队一部渡富春江，新登一带的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师于22日进攻新登、富阳之间的方家井及新登以北地区，同时构筑碉堡，企图切断浙东、浙西联系。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特务营与第七十九师“稍与接触被迫撤回”，第四纵队后续部队渡江亦因此受阻，无法继续分兵浙东。27日，李觉指挥第二十八军（欠第52师、第62师一个团）、忠义救国军、第七十九师、突击第一纵队、独立第三十三旅、挺进第三纵队进攻，在富春江以西和焦村、石棣、青阳大道一线以东地区作战。富春江是确保浙东、浙西联系交通要道，不容有失，否则将无法完成出兵东南战略任务。现实情形是国民党军进攻部署尚未就绪，而苏浙军区数日前刚实行分兵就粮，几个主力纵队正在苏南、皖南一带就食，一时之间难以集中。29日，粟裕决定先发制人，乘对手立足未稳时予以反击，集中第一、三、四纵队的3个主力支队进攻第七十九师，得手后乘胜占领新登。以达到保障富春江联系、打乱对手部署、集中分散之兵力三重目的。
经三日激战，苏浙军区主力支队于6月2日拂晓攻占新登城。不过，由于军粮供给不济，为减少体力消耗，苏浙军区只能停止追击，未能全歼第七十九师。李觉得知战场情况后，急调突击第一纵队和独立第三十三旅赶赴战场，打算夺回新登。其中突击第一纵队使用美械装备，由英国人训练，战斗力较三战区其他部队为优。3日，李觉下令突击第一纵队、第七十九师、独立第三十三旅从南、西北、东北三面合围新登，双方反复争夺，战斗异常惨烈。此时苏浙军区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部队分散就食尚未集中完毕，仅有三个支队参战，只歼灭突击第一纵队两个营。二是部队连日激战，十分疲劳，继续战斗将有更大伤亡。三是军粮供给困难。新四军进入浙西后就投入连续战斗中，无暇深入浙西地方社会，难以建立稳定的就地供给。自新登战斗打响后，苏浙军区紧急动员苏南、皖南民夫，将粮食运往浙西前线，“短期作战可以靠后方运粮，大兵团远离根据地长期作战，靠后方肩挑驴驮军粮，困难就大了”，新登远离苏南、皖南，后方运粮压力陡增，加之民夫往返途中也要吃粮，军粮不济成了部队“行军作战的极大妨碍”。叶飞等人商量后，决定放弃新登，向北撤退。4日，叶飞等人电告粟裕，留一个纵队节节抵抗，其余撤出新登。
6月5日，粟裕报请华中局，准备在临安附近休整数日，集结主力再战，且“有把握将其歼灭”，一旦成功，天目山可保无虞，浙东、浙西联系也将完全保障，否则今后“无钱无粮将更形困难”，请华中局令皖南支队积极行动，以牵制国民党军。华中局则担心苏浙军区会中日伪挑动国共内战圈套，国共双方兵力、后勤相差悬殊，且浙东、皖南、浙西兵力有限，无法配合增援，一旦陷入长期艰苦缠斗，“决非数次战役的胜利能够解决问题”，将影响中共中央“敌后之敌后工作”部署，耽误将来夺取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因此，华中局建议不要过分主动刺激日伪和国民党军，利用二者之间矛盾争取时间发展敌后，避免硬拼和死守阵地。
而国民党军攻占新登后，于6日开始直扑临安。鉴于部队过于疲劳，粮荒严重，部队“有五餐至两天无粮停炊”者，加上华中局谨慎建议，粟裕等人放弃临安，于8日撤出。同日，国民党军调整部署，将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右路“迅速略取临安，向北挺进”，左路准备“迅速略取孝丰，向南挺进”，左右协同，以期“彻底扫荡天目山、莫干山”。
面对这种形势，华中局建议进一步后撤，留部分武装在天目山打游击，主力撤至苏南或皖南敌后，保存有生力量，争取时间休整。粟裕等人也不得不考虑是继续决战还是大踏步后撤。如继续决战，将造成更大伤亡，纵使获胜，国民党军也会迅速组织更大规模反扑，引发第四次战役，势必更加困难。而且新四军南下后，地方工作不深入，未建立稳固基层政权，军粮供给困难始终困扰部队。苏南地区动员了大量民夫运送粮食，依然不能缓解军粮困难，因为民夫运粮途中亦需吃粮，如苏南宜溧民夫出发后“沿途吃掉一半”，溧高民夫则吃掉2/3，到天目山粮食只剩1/3。此时的形势是，“整个浙西粮食至多可能维持十天，而苏南在三个月中已动用民夫五十万”，长此下去，人力物力均难支持，可以说最大困难是后勤供给。粟裕等人决定调整部署：放弃天目山，主力控制莫干山敌后，开辟杭嘉湖以打通与浦东联系，通过海北与浙东打通联系。新登、临安已经放弃，浙东、浙西交通被切断，要想再次打通浙东联系，除非重新夺回临安、新登，否则只能从杭嘉湖地区东进。不难发现，作战方案的调整，反过来影响了战略任务完成方式。
6月12日，粟裕、叶飞向华中局汇报了北撤后的具体部署：第一纵队回苏南，第三纵队分布于莫干山、杭嘉湖及孝丰以北、广德以西地区，第四纵队分布于苏皖边区。得到华中局同意。14日，华中局指出当前苏浙军区大踏步后撤，将有可能引起日伪和国民党军矛盾加剧，要求浙东“采取孤立坚持和待机观变的方针”，“主要发展方向为北及向西北”，即努力向杭嘉湖和海北方向靠拢。说明华中局已经做好彻底撤至苏南、皖南地区，放弃经富春江东渡的准备。
苏浙军区连日后撤，已完成兵力集中，经过短暂休整，战斗力有所恢复，加之兵力集中于孝丰地区，运粮路线大大缩短，前后得到衔接，军粮供给压力顿时减小。国民党军东西两路分进合击，但动作并不协调一致，左路第五十二师贪功冒进，孤军突出，先头出动的侦察排被俘。获悉国民党军部署情报的粟裕决定采取“先阻东打西，后阻西打东的办法”，集中兵力优势歼其一路，再歼另一路。6月19日，国民党军左右兵团同时行动。当晚，粟裕以第一纵队迎击左路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四团，第三纵队主力和第四纵队一部迎击第五十二师第一五五团，分别进行包围歼击，经一昼夜战斗，将对手基本歼灭，同时在迂回包围过程中歼灭独立第三十三旅一部。左路进攻基本上被粉碎。
国民党军左路兵团主力被歼，李觉最初并不知情，继续按原定计划进军，20日，右路兵团第七十九师抵达孝丰东北，突击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在孝丰东南，即将入城。而粟裕已在前一日将主力全部东移，在城外形成三面包围，兵分两路堵住了右路兵团后路。21日晚，双方激战开始，经过连日苦战，苏浙军区于26日歼灭第七十九师、突击第二纵队大部。国民党军迅速溃退，最终右路残部退往天目山以东、以南及临安一带，左路残部分别退往西天目山以南和宁国以东一带。第三次天目山战役至此结束。
考虑到国民党军大部撤退，粟裕等人一度打算回占天目山，再三考虑后决定放弃回占天目山。主要原因有三点：（一）自新登战斗以来，部队连续一个月战斗，极度疲劳，伤亡亦大，急需休整，回占天目山与国民党军对峙，将影响休整；（二）派主力控制天目山，粮食仍将仰赖苏南异地运送，重蹈“供应战争之苦境”；（三）无法全力发动群众，展开敌后之敌后工作。因此，苏浙军区调整部署：第一纵队回苏南就食、休整；第三纵队一部留守孝丰，其余开向宣（城）当（涂）芜（湖）地区开辟“敌后工作及打通皖南联系”；第四纵队一部在莫干山、杭嘉湖地区活动，一部分别于孝丰以北、广德以南地区休整，少数向天目山游击。不难看出，大战过后，实现战略任务和现实环境之间存在张力，部队急需休整、粮食供应困难等因素直接影响了军事部署。
第三次战役在军粮供给极端困难情况下展开，严重的粮荒先是迫使苏浙军区调整部署分兵就食，后又令苏浙军区不得不改变作战方案。由于分兵就食部队短期内无法集中，军粮供给困难，加上连日激战疲劳，苏浙军区先后放弃已经得手的新登、临安、天目山阵地，作战方案的变化一度影响了战略任务完成方式。战役结束后，苏浙军区不再回占天目山，军粮供给也是影响因素之一。而战后新的分兵部署决定了打通浙东联系只得从头开始。第三次战役体现出战略、战术、后勤三者之间互动关系，尤其是军粮困难对战术、战略的掣肘。
第三次战役落幕后，国内外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出于全局考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日军投降“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时间”，日军投降后，国民党有发动内战可能，准备在南方坚持巩固，以应对日军投降后的内战风险。
就在此时，抗战形势又发生新变化。8月10日，为应对日本投降后的局势，中共中央趁势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准备集中力量夺取一切大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准备在日军投降时占领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因此，苏浙军区开始为此做新的准备。
随着抗战胜利和国际国内形势再度发生变化，中共中央暂时放弃夺取大城市，提出“和平、民主、团结”新口号。自9月4日开始，国共两党在重庆展开谈判。恰在此时，中共中央争取进入东北的工作迎来转机，中共中央将战略方针调整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至此，中共中央在战后的战略部署实现了重大转折，对后来的解放战争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撤兵江北成为苏浙军区工作重心。10月3日，除留下一批浙东、苏南、皖南武装掩护斗争，苏浙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6.5万人分批渡江北上，于10月中旬分别到达苏中，完成了撤兵江北的行动。11月10日，苏浙军区第一、三纵队主力结合江北部分武装改编为华中野战军，为完成中共中央新的战略任务开始新的使命。
出兵东南任务实现的首要前提是打通浙东、浙西联系，战略目标决定了苏浙军区的战术打法，三次天目山战役中，苏浙军区无论采用何种作战方案，都是围绕打通两浙联系这一首要目标而服务。战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军粮供给方式。由于苏南、浙西地区特殊地形和该地区工作实际，苏浙军区不得不远离后方，深入前方，这一作战方式给军粮供给带来巨大压力，军粮供应不济始终是困扰苏浙军区行动的重要因素，多次迫使苏浙军区领导人改变作战方案和军队驻扎部署。而战术的屡次调整，又反过来影响了战略目标的完成方式。三者之间呈现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等到抗战胜利，国内外时局迅速变化，中共中央一再调整战略，最终撤回江北。
新四军南下和北撤过程中，中共中央和华中局不断调整战略决策，内中原因较为复杂。首先是国共实力对比差距较大，正如粟裕所估计，第三战区国民党军的使用尚未到达临界点，而苏浙军区兵力调动已达极点，可以说，苏浙军区已将有限的战斗力发挥至极限。浙东、浙南、福建亦因为实力对比悬殊，未能打通闽浙联系。其次是苏南、浙西根据地工作基础薄弱，未能建立稳定的供给体系。新四军主力南下前，苏南地区仅有第十六旅，根据地并不牢固，苏浙军区成立后即投入连续作战中，无暇顾及根据地工作，粟裕也承认“苏南群众尚未广泛普遍发动”，“浙西群众工作尚未开始做”。虽然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多次强调要做好“敌后之敌后”工作，但在主客观因素限制之下，根据地工作未能充分打好基础，直接影响了军粮供给成效。再次是国内外时局急剧变化。至1945年7月，毛泽东仍估计战争尚有一年至一年半时间，准备继续在南方作长期打算，随着日军迅速投降和美苏对中国内政态度明朗化，国共两党关系也迅速变化，中共中央不得不一再调整部署，放弃长江以南地区，返回江北。这其中，苏浙军区兵力有限，根据地基础薄弱，以及后勤供给不济，属中国共产党自身原因即主观因素。而国民党军兵力远胜苏浙军区，国内外时局变幻莫测，则属客观因素。无独有偶，另一支执行南下战略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同样于10月初返回鄂豫边地区，亦和此时时局有密切关系。新四军出兵与撤兵经过表明，在抗战胜利前后，战略意图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掣肘的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努力地寻求战略机遇。中国共产党反复调整部署，也体现了善于审时度势、灵活务实的特点，已能熟练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适时调整战略。
当然，新四军南下与北上绝非毫无所获。其一，新四军为大兵团运动战积累了有益的战斗经验。抗战爆发后，新四军长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天目山战役则是大兵团运动战，其投入兵力之多，作战时间之长，战斗规模之大，均与此前历次战斗不同，在实际战斗中锻炼了队伍，这对于新四军摸索“从游击战转变到进行大兵团运动战，作了准备”。其二，大规模实施异地长途运粮方式，为战勤工作积累了新的经验。此前新四军历次战斗，以就地征粮短途运粮为主，一般在战前准备粮食。天目山三次战役战线遥远，苏浙军区对后勤供给方式作出调整，动员苏南宜溧、金坛、长兴和皖南广德、郎溪等地民众长途运粮，第一次战役时，“后面动员了三百多伕子，第二次动员了一千多，出来廿多天，不要一个钱帮助我们”。第三次战役时，“苏南地区党政机关又紧急动员三千多民工、三百余匹牲畜，运送了十六万斤大米支援前线”。同时，新四军根据实际情形及时调整供给方式，采取浙西就地筹粮和苏南异地运粮相结合方式，为日后解放战争支前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其三，苏浙军区渡江北撤后，主干力量得以保存，随着时局再度变化和中共中央战略部署转变，撤兵江北的部队并未全部北上，相当一部分驻扎原地，结合当地武装，改编为华中野战军，以应对国民党军进攻。以上几点都对解放战争历史进程产生了直接影响。
